西方经济增长理论述评 [复制链接]

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研究动态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述评
　　□梁言顺
　　一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一直处于统治地位。而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大致可划分为下列五个流派：
　　一是多因素决定论。早期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认为，经济增长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制度等。后来的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和库兹涅茨发展了这一理论，按照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对各种因素进行了重新排序和界定。
　　二是资本决定论。其首倡者是法国重农学派的鼻祖弗朗斯瓦·魁奈，主张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把资本决定论发展成一个成熟的经济增长理论，并且在增长经济学中享有很重要的地位。
　　三是收入分配决定论。李嘉图虽是多因素决定论者，但他和斯密都比较重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李嘉图时代，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已经阻碍了资本积累的进程，延缓了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用了较大篇幅来考察各种形式的收入如何合理分配，以促进积累，加快经济增长的问题。但是，把收入分配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来看待的，是以琼·罗宾逊、卡多尔及帕森奈蒂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他们的基本主张是，由于假定资本生产率、资本家阶级的储蓄率以及工人阶级的储蓄率都为既定的常数，所以，经济增长率只随着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的变化而变化。
　　四是技术进步决定论。首先提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索洛和阿布拉莫维茨。索洛在1957年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并用这一方法检验他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时发现，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只能解释12．5％左右的产出，另外87．5％的产出无法解释，索洛把它归结为技术进步作用的结果。索洛的见解，打破了资本决定论在增长经济学中的统治地位。
　　五是知识和人力资本决定论。其首倡者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认为生产力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生产力包括精神资本等。李斯特所谓的精神资本，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1961年，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的理论体系，强调人力资本特别是教育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但是，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过于一般化，而且也没有提出一个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1989年，卢卡斯提出了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要的特殊的或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即专业化的劳动技能）才是产出增长的决定因素。罗默干脆将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增长模式，并且认为知识积累（包括增加人力资本和产生新思想、新发明）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
　　从总体上看，上述诸流派的观点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是，上述观点又都有各自的不足，这可以从各流派之间长期的争论中看出来。此外，西方经济增长理论还有一个共同的缺陷至今不为世人所注意，即忽视了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效果的二重性，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增长的代价。
　　二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可以看出，众多的增长经济学家们都有意无意地遵循了如下假定：（1）凡是产出都是有益的，即都计入收益；（2）生产除了消耗成本外，不付出任何代价。这就是说，要素的投入效果都是正向的。事实上，这个假定前提是脱离实际的。因为影响经济增长的诸要素，如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以及寓意宽泛的知识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它们既能增加物质财富，促进经济增长，又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如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造成大量的不良品损失、人为事故损失以及社会问题等。
　　理论的前提假定有片面性，就必然导致理论本身的片面性。如果把要素投入效果的二重性引进增长理论，那么，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结论都需要重新推敲和修正。就从多因素决定论来看，依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经济增长与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有正相关关系。事实上，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效果具有二重性，即增加投入未必能促进经济增长，甚至还可能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构成危害（比如毒品的生产与贸易）。可见，经济增长与生产要素投入只是一种或然性关系，而非正相关关系。丹尼森在经济分析中赖以使用的美国统计指标体系，库兹涅茨广泛使用的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国家的经济指标体系，都是在只考虑增长、不考虑代价的传统增长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因此，统计数字本身就是片面的。那么，在这种基础上分析得出的结论，自然难以令人信服。
　　客观地说，在亚当·斯密时代，由于产业革命刚刚开始，经济规模比较小，经济增长的代价还没有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构成威胁，如经济增长不当造成的环境污染，还没有超过环境容量（指大自然容纳废弃物的能力）。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亚当·斯密的增长理论忽略增长因素的负面效应，对理论的正确性影响不大。但是，到了李嘉图时代，工业化在英国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由此造成的增长的代价也日益严重；到了丹尼森和库兹涅茨生活的现代社会，经济增长的代价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增长，甚至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潜在的威胁。此时，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再无视增长因素的二重性作用，结论当然是错误的。
　　同样，把经济增长的代价因素引入到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决定论、收入分配决定论以及知识和人力资本决定论当中，就会发现，这样计算的经济增长率都小于原来的计算结果。也就是说，用原来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计算出来的经济增长率，其中有一部分被代价抵消了。
　　经济增长理论的片面性，必然影响人们的观念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只求增长不顾代价，只计眼前利益不为未来着想的经济政策，必定会使经济增长付出沉重代价。人类社会的工业化历程无情地验证了这一道理。在工业化的发源地英国，工业化使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还带来了沉重代价，包括自然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由此对国民健康造成的危害，道德沦丧与社会风气败坏，等等。此外，大量的工伤事故对工人的身心健康也构成极大危害。为此，恩格斯曾发出感慨：曼彻斯特地区有那么多的残废人，以至那里的人们好像刚从战场上撤下来的军队一样，工业生产是在付出生命和健康代价的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取代了英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美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其中之一是由于对资源的不合理开发，而使美国的自然资源遭到极大破坏。另一个代价是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美国的环境污染伴随工业化而产生，到本世纪30至60年代，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到了七八十年代，美国才开始汲取惨痛教训，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遏制其环境急剧恶化的势头。但是，时至今日，美国仍是环境污染的“大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得到迅猛发展。进入80年代，日本已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创造了经济发展中的所谓“东洋奇迹”，举世瞩目。但是，日本在这段时间内，由于忽视了增长的负面效应，致使在一些地区的空气、水和土壤中出现了超标准的污染物，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危害。由于公害频仍，日本列岛一度响起了一片声讨公害的呼声，并把经济高速增长作为公害的根源，出现了“见鬼去吧！GNP”的口号。
　　其他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期，也都无一例外地付出了沉重代价。进入20世纪后半叶，一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不幸的是，发达国家的悲剧也正在这些国家重演。
　　三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增长理论不应该涉及这些问题。我认为，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本义，就是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或国民财富的增加，而经济增长的代价（仅就代价的经济意义看），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或国民财富的浪费和减少。人类追求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扣除了代价以后的纯净的经济增长，在这里，经济增长与减少代价具有相同的经济学意义。因此，把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为地割裂开来，是没有道理的。另一方面，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理论界开始严格区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这两个概念，并申明：经济发展主要用于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用于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形成一种认识：似乎只有不发达国家才存在着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于是，这些代价问题自然而然地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其实，对发达国家来说，经济增长的代价也是存在的，有些方面甚至很严重。例如，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居世界第一。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代价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在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主要是有形污染，而在发达国家，更多的可能是无形污染。但是，不管代价的形式如何变化，代价本身是不可能自行消失的。就是说，控制和减少代价是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的工作。
　　因此，要实现低代价的经济增长，必须建立一种包含代价因素在内的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可称之为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在此指导下，改革现行的经济指标体系，包括建立经济代价分指标体系，建立一个既反映正向经济增长，又反映增长代价的综合性经济指标等；改善现行的经济政策调控体系，包括产业政策要充分体现低代价增长的客观要求，拓宽限制型政策的调控范围，加强限制型政策的约束力度，加强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与衔接，建立政策制定中的负效应论证机制和政策实施之后的效果反馈机制等；加强法制约束，逐步制定和完善有利于低代价经济增长的法律法规，并强化执法力度和执法监督力度，以促进国民经济在低代价基础上的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