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少奇同志的教诲 [复制链接]

第5版(专页)
专栏：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重温少奇同志的教诲
　　宋任穷
　　刘少奇同志1950年对云南工作的指示和1961年对东北局工作的指示，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岁月如流，倏忽已经几十年过去了，每当忆及少奇同志的重要指示，他的音容笑貌，依旧历历在目，仿佛就在眼前。
　　记得在1949年10月，我奉命率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一部从南京出发进军西南。12月到达贵阳时，获悉卢汉将军毅然在昆明起义，云南宣告和平解放。中央遂决定由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同志任云南省军管会主任和省人民政府主席，任命我为四兵团政治委员和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负责接管云南。受命后，我们立即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云南地处边陲，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又属和平解放，面对这种特殊情况，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就是入滇后究竟应当遵循什么方针，工作应当怎么开展。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明确提出，进云南后的工作方针是“在省委领导下，团结第一，工作第二。”少奇同志这一指示气势恢宏，高瞻远瞩，顿使我们豁然开朗，思想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像云南这样一个特殊的省份，在接管之后，搞好我党我军和各民族的大团结，搞好同卢汉及其部属的团结合作，确是至关重要。把团结放在首要的位置上，就是抓住了纲，抓住了主要矛盾。
　　按照中央的指示，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特别强调搞好党内团结，加强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团结，虚心向对方学习。对卢汉则充分尊重，事事协商，待之以礼，相见以诚。凡卢汉不愿办的事均不勉强去办，在未与卢汉达成协议之前，一切维持现状。充分尊重各少数民族，尊重宗教信仰，有关各兄弟民族内部的改革事宜，完全根据各民族人民的意愿，由各族人民及其领导人员采取协商办法解决。由于我们坚决贯彻中央方针，云南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从而促进了各方面工作的发展，大家心情舒畅，各方面都比较满意。这个方针，从字面上看，把工作放在了第二位。而实际上，上下左右的团结搞好了，大家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互相支持，密切合作，工作必定能搞得更好，这样，工作也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团结与工作是统一的，是辩证的关系。几十年过去了，不少同志回想起云南当年的情况，仍然赞叹不已，十分留恋。特别是联系到我们以后犯的几次“左”的错误，挫伤了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教训，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当年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对云南提出的“在省委领导下，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的正确性，这个方针，完全符合云南的实际，是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取得胜利的正确方针。从中也使我们体会到工作切不可就事论事，一定要联系实际，要时时刻刻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领会中央的指示，减少盲目性，避免片面性。
　　1960年9月，中央派我到东北局任第一书记。1961年7月，少奇同志到东北视察。当时我国正处在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少奇同志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他结合当时的国情和东北的实际情况，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少奇同志的指示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东北局的工作有重要指导作用，到今天来看，仍有现实意义。给我印象深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由于自然灾害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当时的国民经济暴露出不少问题。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一部分干部群众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做法表示困惑，产生了怀疑。东北局如实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群众对党的重大决策产生怀疑，有不同意见，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少奇同志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不要人家一怀疑，就不让讲话。你又说要实事求是，又不允许怀疑，不允许讲老实话，这是不对的。要切实让人家讲话，这样党内生活就生动了。”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不够健全，有时听不进不同意见。少奇同志作为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虚怀若谷，耐心地听取不同意见，充分体现他一贯的尊重群众、尊重实际的精神。其实，他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早有察觉，在他到东北视察前的一个月，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说过：“我们有很多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他还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少奇同志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实事求是，坚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他的心是与人民群众息息相通的。
　　我们还向少奇同志汇报了当时东北城乡人民的生活很困苦，不少地方特别是农村食品匮乏，普遍发生浮肿病，有的地方死了人。少奇同志听后心情很沉重，十分严肃地指示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认真摸清底细，抓好计划，他说“有计划地饿肚子和无计划地饿肚子不一样。上面摸了底，在群众中开好会，可以比较稳当地过去。以为有粮食，实际没有粮食，还去反瞒产，就要死人。”针对当时的特殊情况，他对我们讲：“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是根本原则，但有些时候长远利益也要服从暂时利益。”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解决不饿死人和少饿死人的紧迫问题，就根本谈不上什么“长远利益”的问题了。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东北局采取紧急措施，在中央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逐步扭转了局面，情况开始好起来。
　　少奇同志在调查中发现有的企业规定，不出工可以领到工资的百分之七十，而出工达不到定额（定额定得比较高，多数达不到），也只能领到工资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因此在职工中流传这样一句话：多出工不如少出工，少出工不如不出工。少奇同志问：“这样一来，谁还愿意出工？这样，就是奖励懒汉了。这个问题不解决，劳动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他指示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少奇同志在听取东北局工作汇报时明确提出“能够促进生产的工资制度就应该说是进步的”。这尖锐、精辟、果断的语言，反映了少奇同志鲜明的改革意识，而这一认识正是源于他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善于倾听各种意见，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之后，东北局在作了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政策和办法。
　　少奇同志这次到东北还用很大精力视察林区，对如何搞好林业建设进行调查研究。7月25日在伊春、7月31日在哈尔滨，少奇同志两次召集当地党委负责同志和主管林业工作的同志座谈，并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他特别关心资源的开发和建设，说“林业要搞长远规划，破坏了资源，无法恢复，贻害子孙，等于犯罪”。还着重讲了要调动群众造林的积极性，必须解决好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他要求东北做到“有人就要栽树，栽树就有收入。凡是有国营农场、车站、工矿、机关、学校的地方，都可以包给他们，栽活一棵给多少钱，归自己所有的不给钱。群众造林成本可能比国营造林便宜些。关系要搞得适当。凡是有人、有山的地方都可以造成林，有人有山造不成林的就是生产关系没有搞好”。少奇同志还提出要建立育林基金，即每采一方，提一定的钱用来育林，记得大约是百分之一。少奇同志关于调整林业政策等一系列主张，在改革开放后才真正得以实现。实践证明，少奇同志当年的这些主张都是正确的。
　　少奇同志在“文革”中蒙受不白之冤，遭到残酷迫害，1969年含冤去世时只有71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少奇同志终获平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深地怀念着这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重大贡献而又惨遭迫害的伟人。1988年11月，我满怀敬仰之情专程到湖南参加刘少奇同志纪念馆落成典礼，并赴宁乡县花明楼乡瞻仰了少奇同志故居。纪念馆陈列的少奇同志生前活动的一幅幅照片，再现了这位革命家的伟人风采，仿佛少奇同志又回到了我们中间，我们又在聆听他的谆谆教导。1996年4月，我从广州返京途中路经郑州，专程赴开封参观少奇同志在疾病和精神的双重磨难中孤苦地度过最后岁月的住地。为了纪念他，这幢房子现已开辟为青少年教育基地。在少奇同志遗体的照片前，我默哀沉思良久，心如潮涌，思绪万千，含泪向这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深深地三鞠躬。
　　敬爱的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快30年了。他的丰功伟绩彪炳日月，永载史册。人民对他的思念是永远的，少奇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