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罗德与拉方丹——重新掌权后的德国社民党 [复制链接]

第6版(国际)
专栏：综述

　　施罗德与拉方丹
　　——重新掌权后的德国社民党
　　本报驻德国记者 江建国
　　今年9月下旬的德国大选，把在野16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绿党推上了波恩政治舞台的中央。新的面孔和新的政治组合，使国内外的观察家们饶有趣味地注视着此间的一举一动。施罗德总理能否左右得了社民党主席、财政部长拉方丹，则是人们关注的重点。
　　施罗德在社民党内的根基不如拉方丹深厚。早在1976年，施罗德还是汉诺威一个默默无闻的律师时，拉方丹已经当选为萨尔布吕肯市市长，时年32岁，是当时西德最年轻的大城市市长；1985年拉方丹当上萨尔州州长时，施罗德刚刚在下萨克森州成为反对党的领袖；1990年施罗德借绿党之力，在下萨州议会以一席的多数首次成为州长时，拉方丹在萨尔州则以54％的压倒多数再次当选州长。拉方丹历来受勃兰特等老一辈社民党领导人的青睐。1990年12月，拉方丹代表社民党出马与科尔竞选总理失败后，施罗德才第一次跻身于社民党高层领导人的竞争者行列。但拉方丹信守社民党传统价值标准，施罗德则被认为属于社民党内的右翼，因而两人关系一向不睦。1995年拉方丹在谋求社民党主席职务时得到施罗德的帮助，两人从此才成为政治伙伴：拉方丹要借助施罗德的声望以达到社民党重新执政的目标，施罗德则需要拉方丹团结全党一致支持他竞选总理。
　　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合作，使施罗德不能不在各方面对拉方丹礼让三分。在拉方丹决意入阁任财政部长后，原属外交部管辖范围的欧洲事务和原属经济部管辖的基本政策司，统统被划归拉方丹领导之下的财政部，他实际上拥有全部经济财政权力。于是，“财政总理”、“兼职总理”的戏称便不胫而走。
　　问题不在于权力如何分配，而在于施罗德和拉方丹奉行着两种原则不同的经济政策。施罗德并非是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理论的追随者，他仰慕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并提出“新中间道路”的概念。他曾经说过，经济政策无所谓“左”或“右”，而是只有“现代”或“非现代”的区别。他的智囊人物、总理府部长霍姆巴赫在大选后发表文章，主张奉行“左翼供应学派政策”，在就业和福利政策方面“向美国学习”，以创造一个有活力的国家。这实际上是施罗德的政策主张。
　　拉方丹则是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干预力度的新凯恩斯主义的信奉者。他明确提出要推行“自上而下的再分配政策”，增加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从而间接推动投资和创造就业。为扩大需求，他主张增加国家支出。拉方丹同时还对德国联邦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发起攻势，要求放松银根，降低利率。他说，货币政策不能仅考虑币值稳定，还要为经济增长和就业做出贡献。在他主持下通过的联合政府纲领，正是这样一个“多一些国家干预，少一些市场调节”的方案。在拉方丹的带动下，新凯恩斯主义在欧洲重新抬头。有人提出欧洲可以通过国家出资创办大型工程来解决失业问题，有人甚至提出重新考虑马约关于举债不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3％的规定。拉方丹的主张遭到许多人的抨击，欧洲央行行长杜伊森贝赫一针见血地指出，利率解决不了结构性失业问题。德国国内企业界普遍认为，拉方丹的新凯恩斯主义不会为德国改善投资环境，增加就业。连英国首相布莱尔也认为拉方丹“走得太远了”。
　　欧洲舆论指出，施罗德有一个致命弱点，即他没能把德国社民党掌握在自己手中。英国的布莱尔通过将近3年的努力，带领工党告别了传统的左翼路线，同时实际采纳了撒切尔夫人的市场经济方针。而德国社民党在野16年之久，但却没有形成举党一致拥护的路线，实际上没有从思想上做好执政的准备。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当年正是因为得不到党主席勃兰特对其经济改革方针的支持而下台的。施罗德能否避免重蹈“施密特综合征”的覆辙？关键要看他和拉方丹这对“不相称的伙伴”能否协调立场，进行密切的合作。（本报波恩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