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生生物科学家王家楫谈我国的淡水渔业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水生生物科学家王家楫谈我国的淡水渔业
本报记者 甄为民
不久以前，我访问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王家楫先生。
王家楫先生是全国知名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所长。水生生物研究所就好比是我国发展淡水鱼类生产事业的总顾问。
我国的渔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从黑龙江到东京湾，从太平洋到康藏高原，到处都有丰富的鱼产资源。在海洋鱼产方面，我国的海岸线很长，海洋渔场约占全世界渔场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七，海洋鱼产的蕴藏量很大。在淡水鱼产方面，我国江、河、湖、沼等淡水鱼场的面积约有三亿市亩。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这样大面积的淡水鱼场。以湖沼国家出名的芬兰，湖沼密度还不及我国的湖北省，而江苏、浙江、湖南等省，更是素有“鱼米之乡”的称号。据近几年来的统计，全国淡水鱼产约占海洋鱼产的三分之二左右。所有鱼产资源，若能充分加以利用，总计每年至少可以生产一百十七亿二千万斤各种鱼类。这就是说，全国人民将来每人每年平均可以吃到近二十斤鱼；这就是说，每年国家可以在渔业上收入十八万五千五百亿元。只要算这两笔账，就可以知道发展渔业生产对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了。
我走进王家楫先生的办公室的时候。王先生正在阅读一本外文的“水生生物学”杂志。他抬起了头，招呼我坐下。谈话就开始了：
“说起中国的淡水养鱼，那历史很久了。多少年劳动人民养鱼经验的结晶，突出表现在目前我们大量放养的青鱼、草鱼、鲢鱼、鳙鱼（花鲢）这四种鱼种上。这四种鱼世界各国都很少；有，也是由中国运去鱼苗在当地生长起来的。这几种鱼饲养起来都比较便利，生长得很快，而且肉味鲜美，为广大人民喜爱食用，可说是世界上最优良的淡水鱼种。
“虽然我们有丰富的淡水渔场和优良的鱼种，可是解放以前这些资源并没有充分利用。国民党政府只知收鱼税，根本不关心老百姓养鱼的事，广大渔民过着‘鱼儿难捕租税重’的日子。只有人捕鱼，没有人放养。有些地方的小池塘里放养了些鱼，主权大都操在地主手中。即使是渔民的，也都是个体经营；往往因渔本不够或者碰到鱼病等灾害，就会遭到致命打击。同时，小型池塘也有限，光靠池塘养鱼供应不上人民的需要。”
王家楫先生带着询问的眼光看了看我的笔记本，当我点头表示能听懂他的江南话的时候，他接着说：
“解放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心渔民的利益，年年发放渔业贷款，帮助渔民恢复生产。又领导渔民进行了渔业民主改革，打倒了封建渔业主和渔霸的统治，发展了渔业生产互助合作和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事业。因此，不论海洋和淡水鱼产，年年都有增加。到一九五二年，海洋鱼产和淡水鱼产的生产总量已超过抗日战争前最高水平百分之十七点二。
“和解放前比较起来，解放后的渔业生产出现了全新的面貌，一切工作都是有领导有方向的。‘湖泊放养’，这就是发展新中国淡水渔业的新方向。根据浙江绍兴西葑漾外荡（小型湖泊）放养的经验，人工放养每亩平均可以捕鱼一百斤，而天然捕捞每亩顶多只能捕鱼十五斤到十八斤。据估计，我国可能有半数左右的中、小型湖泊是可以放养的。我们科学工作者，密切配合了这个工作。我们向水产部门提出了利用湖泊进行放养的初步意见。
“拿湖北省来说：水的面积占陆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约有一千万亩，可是利用了的只有三十万亩。一九五三年，我们派出以专家饶钦止为首的六十多人的湖泊调查队，与当地人民政府、人民群众结合起来，调查了黄冈、孝感、荆州三个专区和武汉市的五百八十六个湖泊，面积共八百二十五万亩。经过半年时间的调查证明：湖北省有四分之一以上的湖泊，现在就可以进行人工放养，其他的湖泊（除了个别大型湖泊外）待条件改善以后也可以放养。只这一部分目前可以利用的湖泊的收入，每年就可以增产淡水鱼一亿一千三百万斤，价值一千七百亿元。
“今年我们又以华东区为重点，在长江流域的安徽省安庆专区和淮河下游的江苏省兴化县，进行了湖泊调查，第一期已经结束，共调查了二十六个湖泊，约六十五万亩；明年后年我们还要进行大型湖泊的调查，以便向水产部门提出能否放养、如何管理的意见。
“除了湖泊调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近几年来还对淮河上游的板桥、石漫滩水库和荆江分洪等大型水库进行了调查，对‘水库养鱼’提出了初步意见。在浙江菱湖还进行了鱼病防治的研究，对青鱼，草鱼最易发生的鳃瓣病，肠胃病找出了有效的治疗方法。在长江上游的宜昌，进行了鱼苗的人工催青的试验，用鳙鱼脑下腺注射在青鱼身上，可以使青鱼提前一个星期产卵。”
当我提出“请王所长讲讲自己工作中的体会”这个问题的时候，王家楫先生谈起了我国劳动人民的丰富经验。他说：“早在三千多年以前，我国劳动人民已经注意到怎样去保护河川里天然的鱼卵和幼鱼，而且开始饲养它们，对饲养方法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饲养的过程中，我国渔民又早已知道了怎样去锻炼幼鱼的体格。我曾经看到过在运输鱼苗时渔民所用的自己所创造的各种器具；特别是换水时所用的几种器具，不但很适用很方便，而且构造得很合乎科学的原理的。”
王家楫先生的话锋转到他自己身上，他说：
“解放以前，我是关在实验室里，研究原生动物。心血来潮，今年研究变形虫，明年研究纤毛虫。至于研究出来的东西，究竟对人民有什么利益，并不去过问。一直到解放为止，将近三十年，我的工作差不多都是脱离实际的，可是当时自己并不觉得。解放以后，才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一九五○年，中国科学院举行第一次院务会议，各所的工作任务和计划，都在小组会上请院外专家和产业部门的代表提供意见，加以批评，真是见所未见，我这才觉得自己从前关门研究是不对的。
“我们每一个科学工作者都必须建立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家要面向生产，面向实际，向群众学习，展开科学研究工作。这样，他的才能就会得到充分发挥，有利于国家和人民。”
我曾亲听到长期和王家楫先生一起工作的助理研究员易伯鲁说：“解放以前，解放以后，我看王所长真是变了一个人。解放以前，我们所长真是成天板着面孔，青年人见了他都有点怕他；现在大不同了，所内外许多政治活动他都热心参加。所里开会，有时青年人欢迎他唱个歌，他就唱一个他自己参加土地改革时跟农民学来的歌。去年湖泊调查队出发时，他一定要去做浮游生物的调查，大家劝他，他才暂时没有去。后来他还是到湖北去了，名义是‘检查工作’，而实际上却‘参加工作’了，他也跟小组一起，大热天晒着太阳在湖边奔走。后来院里开会，打电报催，他才回来。轮虫是和原生动物同属于浮游动物的一类动物，是大部分淡水鱼的鱼苗和鲢鱼的主要饲料。可是，国内研究轮虫的人却很少，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个空白。王所长就毅然决然地担负起这项研究工作，从今年起他就开始研究轮虫了。”
一个正直的科学工作者，在我们这个新社会中生活、工作，是最幸福的。他可以从群众中汲取到无穷的力量；他一定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为人民贡献出更大的力量。（附图表）〔注〕：这个表所表示的一九五四年的渔业增产的比较数字是根据预计产量数字计算的，实际产量数字还可能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