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忧楚玛尔河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我的家园

　　喜忧楚玛尔河
　　王宗仁
　　楚玛尔河是长江源头一条支流，丈把宽的河面，水深处也不足一米。它终年不紧不慢地在可可西里草原上小步跑着。平地上，水越流越细。遇到拐弯，水面卷起浪花，老远可听到涛声。楚玛尔河最浪漫处不在它本身，而是它的岸上天然地形成了野生动物的自由乐园。
　　我第一次看到楚玛尔河在五十年代末。那是一个飘着铜钱大雪片的午后，河边草滩上成群结队的藏羚羊奔跑着，那情景使人感到整个草原都在颤动。我头一回知道了在中国还有这么一个遥远的自由世界，不受干扰地生活着这么多谁也不认识的动物。可惜，当时不可能留下一张照片，但是它永远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今天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我在这里不能不提到河上那座简陋得近乎原始的木桥。两排脸盆粗的木桩栽进河床作立柱，一块挨一块的木板铺就了桥面，桥栏是胳膊粗的圆木做成。桥面与立柱、桥栏与桥面的连接均是用大铁钉锔着。桥头的砂石地上插着一块长条木板，上面写着“楚玛尔河”四个大字。车队通过桥面时，必须一辆走过去，再开动第二辆……那咯吱咯吱的沉重的叫声说明，木桥的承受能力实在太有限了。
　　这次执勤我从拉萨返回途经楚玛尔河时，是一个太阳亮丽的中午，见到的一场景使我眼花缭乱：一群野驴像箭簇一样从汽车前面的公路上穿梭而过。我无法数清它们有多少，只是大概估摸了一下，不会少于四五十头。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了可可西里草原上还有野驴。那些野驴跑出三四百米以后，扑腾扑腾地下到河里去饮水。清凌凌的河面上倒映着野驴的影子，人们远远看着那野驴的数目仿佛成倍地增加了，十分壮观。
　　后来，我就记不清从楚玛尔河上走过多少回了。因为我在青藏高原的军营里生活了七年，每年都要少则六次七次、多则十次以上去西藏执行运输任务。青藏高原是我的第二故乡，楚玛尔河自然就是故乡的河了。我多次从楚玛尔河的木桥走过时，都会看到那些藏羚羊、野驴、野狐、野兔或吃草，或嬉戏，或饮水。动物的乐园也是人类的乐园。
　　记不得是哪年哪月，大约是“文革”后期吧，我当时已经调离高原到了首都，因为深入生活重返高原，来到了楚玛尔河。楚玛尔河亮闪闪的河水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我老远就瞅见一座犹如彩虹般的钢筋水泥大桥飞架在河上。车子渐近河边，我看见深灰中略呈蓝色的桥体，在上有蓝天白云，下有清波绿草的映衬下，十分威武，美丽。迎面驶来的一队军车正奔驰有序地从桥上通过，桥头的哨兵持枪向军车行注目礼。我当时心头涌上一股无法遏制的自豪感：祖国的角角落落都在发生着变化，连这深山僻壤也有了亮丽的色彩。
　　我留恋地在桥上走下走上地观看着，这才发现原先的那座木桥仍然留在上游三五百米的地方，它显得那么瘦小、凄凉。我真敬佩决定保留下那座旧木桥的人，他懂得对比，懂得不要忘记过去。
　　我拿出照相机，站在新桥的中央，让同行的战友给我留下了一张照片。背景就是那座木桥。
　　重返楚玛尔河，有一件事使我十分失望。河两岸的野生动物少得可怜，我们在大桥上停车一个多小时，只看到有几只藏羚羊站在老远的地方，不时地伸长脖子惊慌地望着我们。没有看到野驴和别的动物。
　　车子开动后，司机感叹了一句：各单位几乎都成立了打猎队，到处都是打猎的人，有多少野驴、藏羚羊也经不住打呀！
　　我的心里像灌了铅似的沉重！
　　藏羚羊生活在世界上海拔最高处，它们身上长着最优质的绒毛，质地极轻极柔也极软，用它制成的披肩，能够很容易地穿过一枚戒指，人们叫它戒指披肩。从八十年代开始，藏羚羊绒制品成为国际市场的流行时尚。一件藏羚羊绒制品可以卖到五千至一万七千美元。虽然国际上禁止公开的藏羚羊绒交易，实际上每年发生的藏羚羊绒贸易额仍然达到千万美元。
　　1990年以来，我五次回青藏高原，回高原我就去楚玛尔河，每次到那里我都有一种凄凉、清冷的寂寞之感。天然动物乐园变成了一片死沉沉的荒滩，再也看不到藏羚羊、野驴的奔跑嬉闹了。偷猎者们肆无忌惮地枪杀各种珍稀动物，他们整汽车地装载着藏羚羊的皮张，偷偷运出可可西里。长江源头美丽的土地上，到处都是偷猎者留下的深深辙印。我看到这样一张惨不忍睹的照片：偷猎者的帐篷前堆积着小山一样的扒了皮、剔了肉的藏羚羊的骨架……
　　一次意外的惊喜使我那惆怅的心得到了些许的安慰。去年夏天的某日傍晚，我从拉萨返回格尔木途中来到楚玛尔河，停车小憩，突然看到十一匹野驴来到了公路边的草滩上。我像见到了久别的客人，隐身于洼地，尽情详细地观察了野驴吃草、行走的情景，并拍下了一张它们仰头张望的照片。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拍摄下的关于野驴的照片，但愿它不是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