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拜”了，草帽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路边拾翠

　　“拜拜”了，草帽
　　李白劳
　　在我的家乡，祖祖辈辈流传一种手工编织，漫长的岁月中它曾是维持生计的主要副业。当它急速衰败、很有断代的可能时，却没有多少人对它惋惜。相反，很多人倒露出喜悦，颇有庆幸的味道。这里的奥秘，局外人恐难理解。
　　我的家乡在山海关外绥中县的渤海边上，从前清年间，方圆百八十里，就是有名的草帽产区。
　　辽西走廊，盛产高粱。平原地带，除了种地，再没什么出产。大概是应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古训吧，我家乡的农民，就从高粱秆上做起文章。不知始于何年，绝大多数妇女，都编草帽。
　　绥中的草帽，类似电影上河北农民戴的那种，但精致多了。清一色用高粱秆的梢节，俗称箭秆的篾子编就。形状有圆顶尖顶两种，内里区别挺大。
　　大路货，篾子较宽；色白而细密，并有各种图案或喜寿字，篾子宽度在一点五毫米以内，是精品或上等。
　　解放前，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新女婿，夏季多戴精品草帽；而所有农民，不管穷富，草帽是人头一顶。当然，自用只是“挂角一将”，大量的还是外销。
　　每年从春天开始，小贩们担着八尺长的特制扁担，各屯吆喝：“收草帽啰！”引来妇女和男人，在大树下讲价钱争等级，不多一时，小贩便将两大摞齐肩高的草帽，用八股绳捆好，颤悠悠挑起来，心满意足地离去。你来我往或成帮结伙，草帽交易十分红火。
　　这番“热闹”，却很少使农妇宽慰。起早贪黑地忙乎多时，也换不回几个钱。照她们的需要，真是差得太多了。
　　当地不种棉，女人没法织布，就全靠编草帽来买布。无疑，这种负担是够沉重的了。家境稍好一点的还能专款专用，如果男人连饭也挣不来或小孩多，编草帽那几个钱就更不够用的了。
　　再说，编草帽挣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先要破开箭秆，然后用木榔头捶扁，再泡软，用刀一片一片刮薄，叫做篾子，再将篾子一条条破窄，经过分选，才能开编。一个直径六百毫米的圆片，纵横都得二三百根，没有十几万次动作，根本编不成。内外两片编好，还要用窄条帽辫沿边缝合……我家乡的农民，不管老少，除了吃饭睡觉，手根本没有闲着的时候。
　　他们没有读过海涅的诗，也不知道西利西亚织工织进去几重诅咒。但女童从五六岁开始，在母亲姐姐示范督促下，基本就开始了“上套”运作（农民常用这个词）。由早到晚，由冬到夏，由童年到老媪，手硬了，腰弯了，幻想一次次破灭，希望一年年后推，到头来，一辈子也难摆脱穷困。她们只能发出无可奈何的感叹：“箭秆是条龙，越编越受穷。”
　　直到解放后，情况才有了变化。一是家庭生活改善，二是供销社流通搞活。有那么几年，草帽的收入，一度占家庭总收入相当高的比例。有些能干的妇女，靠这副业添了四大件，她们的名声和地位，并不次于小学女教师或女售货员。多数未出阁的姑娘，都积累了可观的嫁妆和私房钱。以至于农业社长添车买马购化肥缺钱时，居然很容易能从妇女手里借到。我念三年初中，每月伙食费七点五元，也全靠母亲妹妹编草帽支持。与我类似的同学，不在少数。那时候，每市斤高粱苞米也就六分钱，一顶草帽竟卖到二角多，价格不低啊。
　　当然，编草帽妇女，最“抖”的日子还是人民公社后期。因为十个工分不抵一个草帽，无论多么能干的强壮劳力，在妇女面前都矮了半截。有不少大老爷儿们，纷纷改行，编不了草帽，就学编“穴子”。
　　上头对这种“资本主义”的泛滥当然不会放过。于是各种招法不断应用，又是集中，又是限制，又是抓典型，又是大批判，无奈经济利益的诱惑太大了，“阶级斗争”怎么抓也没管好……
　　忽如一夜春风来，人民公社解体，实行了联产承包，说也怪，我家乡的农民，忽然对编草帽失去了兴趣。
　　开水田，种苞米，织鱼网，作缝纫，到外边打工，在家门口养猪养鸡建大棚……按农民说法，干点啥都比编草帽强。于是，妇女们操起了新营生。随着日子富裕，没有一位母亲逼上学的女儿再学编草帽了。吃过昔日苦的母亲奶奶姥姥们，面对着“拜拜”的草帽，都这么说：“八辈子不摸它，也没人想！”
　　我发现，为了防晒，在我的家乡，年轻的农民，戴的是买来的五颜六色的凉帽。平心而论，在遮阳挡雨实用方面，买来的帽子照本地货差远了，价格也不低。但它那新式样、新材质，给女性增添了美丽、给男性带来了“派头”，它的缺点就没人计较了。
　　有些六十开外的老头子们，还是讲究实用，不忍心跟家乡的草帽告别。但随着子女们偷偷地将草帽给吓唬野雀的稻草人戴上，本地造就越来越稀少了。
　　啊，我绥中的草帽啊，若干年后，博物馆里一定会收藏你。现在只能容忍“衰败的喜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