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的石墙 [复制链接]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我的家园征文

　　村口的石墙
　　邓宏顺
　　面对地图，我无法找出生我养我的那个小村，用一串文字符号写出来也还如同通常小村的路程绵延而曲长：湖南省辰溪县伍家湾乡邓家湾村。然而，自古以来就和城市相距很远很远的小村，如今已被车轮滚得变近，翻过那座被锄头开挖成了红色公路的山坳，就见村后的电视差转台和小村屋楼上晾晒的红绿花衣，给人一种若隐若现的富有时代的美丽。下车在村口的水泥拱桥上和乡亲们相拥而坐，我真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现实。我记起十七八岁在村里务农时秋季出村送粮和夏季担化肥进村的情景。鸡叫头遍就起床，肩上压着重担，要在一天里走完一百二十里路程，而且途中要翻越三座大山，还吃不上一顿中饭。想起这事，即是今天也还使我浑身筋骨发软。我凝望着伸出山外的公路和停在村口的客车，我又不能不相信我是坐着自己村里的客车回到我故乡小村的。
　　走过拱桥，迎面就是那堵石墙拉长在村口，墙头上如今长着很多宜人宜时的花草，把日月气候和乡亲们高兴的心情全都融在花和叶的鲜艳里。墙面是小村的“史记”，那儿曾重重叠叠地写过各种各样的标语。这标语就使我们那偏远小村的妻子邑人不再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而是每一幅标语的背后都有些故事和祖国的命运相联。
　　“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在湘西剿匪时最早写上石墙的。五十年前小村人记得，自从有了那幅标语，土匪才在这块土地上消失，一个又一个生命才又让母亲的奶头喂开了眼帘，一块又一块田地才又让父亲耕耘出丰收。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这幅标语总使我记起妹妹那双饥饿的眼睛。那是黄昏，我领着妹妹站在食堂门口盯着饭甑冒出的热气，米饭的香甜使妹妹的眼睛瞪大得出奇。其实那种企盼全是白费，我们每天的二三两米饭都必须由爸妈从食堂里称回家中“开餐”。四岁的妹妹饿得受不了，伸手去抓高坎上的草叶吃，一下子跌到一丈多深的坎下污泥坑里。妈骂我没有带好妹妹时，爸却流着泪说：“孩子连饭都吃不上，你还能怪罪他？”
　　“造反有理！”这幅标语，我是看着几个戴红袖章的人用石灰浆刷上石墙的。那时小村虽没有人拖枪打派仗，但“社会主义的苗”和“资本主义的草”在小村斗争得一天比一天激烈。已经告别了物物交换的社会，买盐必然要钱，因而，妈带我到山上摘了两篮子猕猴桃到八十多里外的镇子上卖钱，“生意”还没有开张就来了人将我们的“资本主义尾巴”狠狠地踩成一滩软浆。我和妈饿着肚子赶回家，当我看到自己村口那三棵亲切的古枫时，我软在了路边。妈说：“儿啊，到家了，快走！”我说：“妈，我再也走不动一步……”就在那些日子，三十六岁的爸爸患病无钱医治永远离开了我们。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幅标语在石墙上出现时，小村人开始有了土地承包责任制。那日子，我也离开小村去城里当干部。一天，突然有人带口信告诉我，说妈妈夜里去别人家看电视，在屋后摔了一跤。那一刻，我的心情十分复杂：妈妈伤着哪儿了？重不重？村里有人买电视了？妈妈这是向往文明哪！……回家看妈时，我跟妈说：“什么时候村里有车进城，我把我家的电视带给你。”没想到，这年春节前，妈冒着大雪搭一辆“手扶”拖拉机专门进城取电视来了。当我把电视放在车厢里她准备好的那堆防震稻草上后，她激动得连我的家门也没进，马上又返回了小村。我凝望着雪花里妈妈的背影，有兴奋，有安慰，也有惭愧，因为我给妈的还只是一台“黑白”。
　　如今，小村的石墙上写的标语是“致富光荣！”妈妈当然也看上了彩电。我站在村口往里看去，满盈盈的一山窝青瓦房群。这是稻香豆黄过后的日子，刚近黄昏，家家户户的堂屋里都开了电视，他们洗去脚上多情的泥土，整个世界的事情就都由他们手中的旋钮来决定闪去或出现。
　　村边的小溪沿水泥道路弯曲，有牧童骑牛晚归，无笛横吹，却和都市同步有新近流行的歌曲甜口。小村的狗也肥胖，尾巴翘如风帆，从小村里踱出，浑身厚肉颤颤；鸡群相邀飞过小溪，沉沉地落进竹园，正好有小虫美餐，且可吃出一种生命的平衡；有猪如牛，肥胖拖地，任那姑嫂梳毛量脊，等到年边，又会传出些屠桌压歪或腊炕吊断的新闻。自行车已经锈在屋角，摩托才算惹眼，但也已不如新近买来的客车神气。
　　每次回村都在古枫下和父老相见，散过一轮香烟就得回答哪天去哪家吃饭。村儿太小，自然家家都亲。劝酒叙谈，自然离不开昔日匪患，今日幸福的话题。如有年轻人怨这怨那，老辈人常要唠叨训话：“你们还不知福？是好是歹，你去问问那堵石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