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3阅读
  • 0回复

青春之别 [复制链接]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离线admin
 

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98-11-27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记忆追寻

  青春之别
  曾卓
  发表在章靳以主编的重庆《国民公报》文艺副刊《文群》上我的一首小诗《别》,是我跨入文坛的第一步。时间是1939年2月。
  1938年暑假,我初中毕业。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年,武汉形势危急。在家长的逼促下,我只身流亡到重庆。在那一年的秋季,进了位于化龙桥的复旦中学。我喜爱文艺,经常到图书室去翻阅一些文艺报刊。其中《国民公报》的副刊《文群》很受我的注意。因为主编章靳以是著名的作家也是著名的编者,抗战前主编过《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等很有影响的文艺刊物。而《文群》上的作者又大都是我很喜爱的作家,如芦焚、缪崇群、肖红、亦门等。但我从未想到要向它投稿,因为自认为远未达到那水平。抗战前,我在武汉时,在《时代日报》的副刊《时代前》上发表过一些诗、散文和杂文,但那时报纸的发行量很小,编者又是熟人,所以那些幼稚的习作才得以发表。事实上,进复旦中学后,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写作。1939年的元月,却突然向《文群》投寄去了一首诗,在情不自禁的情况下写出的一首诗。
  那原由是这样的:我在学校里和同学们组织了“吼声剧团”,在校内校外开展一些救亡宣传活动。我参与演出了陈荒煤写的一个独幕剧《打鬼子去》,饰演一位老人。女主角则由同班的一位姓谭的女同学饰演。她是湖南湘潭人,性格热情、爽朗。在排戏、演出的多次接触中,我对她滋生了一种朦胧的感情。但在当时的年龄,我是决不会向她倾吐什么的,然而,她大约也能感觉到。
  1939年初,快放寒假时,她要我和她一道到延安去。这使我感到意外而又惊喜。我毫未考虑就同意了。延安,这是倾向进步的青年所向往的革命圣地,我是多次动过念头想去的。但在当时我的允诺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她本身。于是我们悄悄着手一些准备工作。我去找一些关系,而她以生病为借口请假离校住在一位亲戚的家里(她自己的家还在湖南)。事机不密,这件事被一个姓段的同学(是三青团员)向校方告发。外号张老虎的训育主任找我去盘问,我矢口否认,但还是受到了严厉的警告,并勒令我不准离开校门一步。我立刻设法通知了她。她离开了亲戚家到一位熟人处躲藏了起来。由于我不能离校,我们的计划受阻。她再返校不大合适,在那位熟人处也不便久住,她托人带来一封信,告知她决定和一位女友先去成都,在那里再寻找去延安的机会。而为了逃避学校和监管她的亲戚的寻找,她们将不乘长途汽车,而是搭一条运货的大木船沿江到乐山转成都。我得到此信正是期终考试的前一天,学校没有上课以便于学生复习。我心神不安,面对课本一个字也看不进去。终于冒着被开除的危险从学校溜了出来,慌慌忙忙疾走,好不容易在长江边一码头找到了她所搭乘的大木船。船第二天就要开行,正忙着装货。她希望和期待着我会来送她,但又认为这是难以做到的。所以当她见到我时是异常惊喜。我们在冬日的沙滩上,在来往的码头工人中走着,谈着。一些很一般的话,又似乎大有深意。有时我们又站住,默默地望着奔流的江水。几小时一闪就过去了。我必须在晚自习前回校,我头也不回地走了,为了不看到她的眼泪也不让她看到我的眼泪。我刚好赶上晚自习。教室里,同学们都在埋头复习功课。我枯坐在桌前,完全无意于复习,心情沉重,纷乱,痛苦,突然拿起了笔,在练习本上一口气写下了一首四十多行的诗:《别》。天知道我是怎样应付了那几天的考试的。考试完后,又将《别》拿出来重看了几遍,稍作修改,觉得还可以。那么,是不是试着投稿呢?犹豫了一阵,就寄给了章靳以。内心抱着希望,却又警戒自己不要奢想。那以后,每天急急忙忙跑到学校附近一家报栏去看(学校的图书室在假期中停开),终于,在十多天后,诗登出来了。我在报栏前站了很久,真是欣喜若狂。
  诗发表约半个月以后,靳以给了我一封信,另附了重庆《大公报》编辑谢贻征给他的一封信。谢贻征给靳以的信中说,他读到了《别》颇为喜欢。曾卓这个名字很陌生,他想了解一点作者的情况。靳以让我直接回答他。我给谢贻征去信后,他给了我一封回信,大意是说,没有想到这首诗的作者竟只是一个十七岁的高中一年级学生。那以后不久,他在《大公报》文艺副刊《战线》上,发表了一篇谈抗战时期诗歌的文章,其中谈到了《别》,用了“少年雪莱”这样过于溢美的语句。当时,这对于我当然是一个大的鼓舞。
  后来,我对于《别》却不大满意了。一首送人到延安的诗,却写得如此低沉,抒发着“黑水连着无际的天/你带去离愁/又将悲哀挂在我身边”这样的缠绵的情怀。所以,1944年我出版第一本诗集《门》时,并没有将它收进去。
  但是,无论如何,是这一首小诗将我引向了文坛,而且激发了我创作的热情,那以后,我成了《文群》经常的撰稿者,而且也在别的报刊上发表作品。如果不是通过这次触发,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恐怕要推迟好多年。至于触发我写这首诗的那位姓谭的同学,到成都后还和我通信。那首为她送行的诗,我是寄给她看了的。她困居在黄瓦街一个亲戚家里,没有能如愿远走,也没有继续求学,后来突然和我断绝了联系。六十年了,一直得不到她的音讯,不知道她此后的命运……
快速回复
限200 字节
 
上一个 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