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北京历史 [复制链接]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

　　30年代，京城多位文人学士曾编撰一部记述北京历史的大型典籍。在湮没了60余载后，经数十位专家学者校勘整理，重见天日——
　　抢救北京历史
　　本报记者 吴坤胜
　　对于83岁的中央民族大学苏晋仁老教授来说，一辈子著书立说无数，而最让他高兴的莫过于近日出版的15卷、400多万字的《北京市志稿》了。他二十三四岁时参与编撰、被学者认为是“为历代北京地方志书编纂之集大成”的这部大型典籍，在经过众多学者的珍藏保存后得以重见天日，苏晋仁教授做梦也不会想到。
　　《北京市志稿》卷帙浩繁，内容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又很大。上溯五代，下至民国二十八年，重点是清代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对这个时期的巡警、学校、城建、市井民情等，《志稿》都有详细的记载，而且大部分材料源于正史典章、档案材料和实地调查，可以说续补了《光绪顺天府志》后北京历史的空白。然而，它从编撰、保存、发现到公开出版，却充满着传奇色彩。
　　1938年，当时的北平市政府拨款1万大洋，临时设立北平市修志处，召集一些学者，负责收集、整理、编撰北京的方志典籍。总管是张学良的史学老师吴庭燮老先生，成员还有曾担任过民国政府要职的学者夏仁虎等。他们在当时都是很有名望的史学大师。苏晋仁教授当时23岁，年纪最轻，主要做收集材料工作，还负责“礼俗志”章节的编写，为此整日跑图书馆查资料。据苏教授回忆，编撰时大家各有分工，每周在中南海怀仁堂集中讨论一次。大约是一年后的1939年秋天，各人把编撰好的章节上交后就各奔东西了，没有人再提起此事。
　　志稿被发现实属偶然。1983年初，已经退休的苏晋仁教授参加北京史学会的一个会议。他在发言中提到30年代曾参与编过一部北京历史志书，但下落不明。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时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的于杰研究员，猛然想起在所里的库房曾看到过此书稿，当即告诉苏教授。苏教授获悉后前去一看，正是当年编撰的书稿。作为当年参与编撰此书的唯一健在学者，虽然时光流逝半个世纪，但当年与许多老先生一起编撰书稿的情景历历在目。
　　这部大型典籍是怎么存到文物所的？是谁将它完整保存的？这些谜团最近才被解开。原来，《北京市志稿》原稿珍藏者是夏仁虎老先生。夏仁虎担任过北洋政府的秘书长、财政总长，辞官后一直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史学很有造诣。编撰《北京市志稿》时，他负责撰写“货殖志”、“艺文志”、“金石志”三个部分，并苦心珍藏《志稿》。解放初期，已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的夏仁虎先生，提出将自己珍藏的《北京市志稿》捐献给国家。大概是中央文史馆考虑到此书稿属北京的地方文献，遂将其转交给北京。时任北京主管文化的副市长吴晗批示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将其清点装订收藏。但书稿躲过“文革”的文化浩劫而安然无恙，实是幸事。
　　志稿被发现，立即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把它列入北京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组织课题组加以整理出版，又整整用去了12个年头。
　　一直负责志稿整理、出版组织工作的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主任张文启、副主任王新华，谈起这个过程感慨良多。由于编撰于战乱年月，这部书稿，每页的字迹密密麻麻，上下左右还附加有补充或说明的段落和字条，字很难辨认，课题组不得不首先重新誊写一遍全稿。对引证史料的检对，工夫花得更多。因原稿出自众人之手，简繁体字运用很不一致，规范字体费力耗时，拿不准的要请古籍专家校勘，光是校对就不下六七次。校勘完成后，志稿又因缺乏昂贵的出版费用而陷入困境。值得庆幸的是，在北京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规划办最终将这部告慰前辈、惠及后人的巨著付梓，抢救了一笔北京历史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