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建国后刘少奇对湖南工作的指导 [复制链接]

第5版(专页)
专栏：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缅怀建国后刘少奇对湖南工作的指导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一生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建树了丰功伟绩。他是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人，1898年11月24日出生于农民家庭，青少年时期在宁乡、长沙度过求学生涯，在长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赴苏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1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走上职业革命者的道路。1922年回国后，他奉党中央之命到湖南，在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湖南省委前身）担任执行委员，参加领导了长沙的工人运动和震惊中外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湖南人民革命史和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壮丽的篇章。1925年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成为领导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1925年12月16日在长沙被军阀赵恒惕逮捕，他英勇不屈，坚决斗争，次年经过多方营救获释。红军长征初期，他曾随军征战湖南，作为中央代表领导红八军团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为党务、政务、国务奔波忙碌、日理万机之时，他还关怀着湖南的人民和湖南的工作，率先垂范深入实际，先后七次回湖南视察，开展调查研究，指导湖南省委贯彻和实践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艰辛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作出了贡献。
　　七次回湘，指导湖南省委的各项工作
　　建国以后，刘少奇同志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潜心致力于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艰辛地探索中国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从理论到实践上很有建树，努力创新。他到湖南省的七次视察、调查活动，贯穿着一条努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通过改革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红线。
　　1957年1月28日，刘少奇听了毛泽东关于“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的讲话后，就在2月13日率领一个调查组沿京广线南下到河北、河南、湖北和湖南的岳阳、长沙、株洲、衡阳及广州，作社会调查，了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表现，寻求解决办法。
　　综合刘少奇同志在湖南等地的谈话，他论述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出来的原因，或者说人民内部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依据是：阶级关系，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当时国内除台湾外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早已消灭了，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也基本上消灭了，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基本上结束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今天的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内部矛盾关系；上层建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法律、文化，它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群众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因为思想作风都属于意识形态，不是阶级对抗所能解决的。
　　刘少奇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人民群众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矛盾上。他说：“我研究了一些地方的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他又说：现在许多“闹事”也是领导机关中一些官僚主义造成的。他认为过分的等级制度造成了官僚主义，脱离了群众，这就容易造成内部矛盾的激化。因此刘少奇劝同志们多作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杜绝官僚主义。
　　1957年3月24日，刘少奇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讲话，集中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初步阐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的理论和重点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反映了生产力跟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们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了，分配问题就大量地突出地产生出来了；在基本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经基本上确立以后，就要花很大的力量去注意解决分配当中的问题，不能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这样可以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高高兴兴，一心一意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
　　根据上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改革不合理的体制、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路，1957年3月间，刘少奇在长沙、株洲、衡阳；1961年4月、5月间在长沙、宁乡等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一些大胆设想，为努力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开拓创新，充当先行。
　　分配制度改革，是刘少奇改革思想中的重点内容，因为他把分配问题视为人民内部矛盾产生和长期存在的原因和表现。1961年4月17日，刘少奇在长沙县天华大队党总支会上，严厉批评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现行分配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他强调违背按劳取酬原则的政策、方法，都要改革。他还对湖南省委负责人讲：我们党中央已经实行的各种政策，如粮食政策、供给制、按劳分配、公共食堂等，都要看一看这些政策到底正确不正确。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否认这两个原则，把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混淆起来，是极端错误的，是同人民的利益根本抵触的。
　　关于价格体制改革，刘少奇重申了他的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思想，他主张搞活，反对搞死，价格要随行就市、适时调整，他说：“有些东西，我们没有规定价格，是自由市场的价值法则指挥它的生产，指挥着人们进城。我们不能用计划指挥生产的东西，就让价值法则来指挥它生产。”他举例说，价格定得不合理，生产发展就不合理，花钵子很多，蒸钵子很少，这是价格上的原因，赶快改嘛，要用价值法则指导生产嘛！价格不合理，妨碍生产，破坏生产，破坏生产力。
　　关于投资体制改革，刘少奇强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走多方筹资投资之路。他对湖南省委及长沙市委负责人说：市政建设的大项目，如自来水、电站、下水道等需要由国家投资；那些零零星星的项目，如市民住宅、理发馆、商店、澡堂、电影院等等，应该发动群众，可以由群众自己办。
　　关于供销社和农村改革问题，刘少奇强调一个根本观点：我们不能剥夺农民的利益，这是马列主义的原则。他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分析道：所有权和支配权是分不开的，农村供销社就不要归公社所有，而要归社员代表大会所有，归社员所有，他们有权支配。要把生意做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意应该比资本主义社会更进步，做得更好，所谓好者，就是周转快，费用低，损耗低，分配得比较公平合理，便利群众，使群众更节省劳动力。针对农村手工业实行人民公社化，急于求成、急于求纯，造成生产力效率低下，刘少奇看在眼里、忧上心头，严肃批评道：手工业社国有化，变成全民所有制，转快了，现在要退回来，还是恢复手工业社，自己核算、等价交换。看来手工业的工资制度非改革一下不可。他还说，农民的自留地、发展家庭副业、发展生活资料、解决生活问题，可以自由。有些零星生产可以包产到户，如田埂、荒地，可以包产到户，收入要交一点给生产队，剩下的是自己的，社员有了就好办。刘少奇的这些意见，对于调整、改革农村生产关系及各种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于住宅制度改革，刘少奇在长沙、株洲视察时，提出了很有远见的指导性意见。他对湘江机器厂负责人说：我们国家底子薄，人口多，基本建设投资大，职工住房问题，国家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今后，集体宿舍还由工厂解决，家属宿舍工厂不能再盖了。他赞成采取自建公助的方式：“工人自己盖的房子，一辈子不用出房租，房子属于自己所有，将来如果调动的话，还可以出卖、出典、出租，本钱可以捞回来。这等于定期存了一笔钱啊！”同时他也指出：住宅体制改革是方针性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求得解决，湘江机器厂可以先试验一下。该厂用自建公助的方法盖起一批宿舍，缓解了职工住房紧张，并节省了55万元建房资金，上了《人民日报》头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也给予赞扬。几十年后的实践说明，刘少奇的住房改革设想，很有超前意识和科学价值，为90年代国家实行住房制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于劳动制度改革，刘少奇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倡导，1964年8月他偕王光美到长沙，向湖南省委及地市委负责人作报告，又专门谈了两种劳动制度问题。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用工制度单一、固定而产生的弊病，缓解中国劳动力众多而造成的就业压力。他认为我国工商企业仅仅有固定工一种劳动制度是不行的，还要有另一种临时工、合同工、季节工的制度；固定工的比例要逐步减少，也要实行合同制；以提高效率、清退冗员，利国利民利于消灭三大差别。两种劳动制度的思想是刘少奇深层次思考中国劳动力出路问题的一个有价值的成果，它与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的思想相互联系、相得益彰，在60年代初步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先声和实践镜鉴。
　　上述史实说明，刘少奇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一位勇于探索和改革的先行者。他说过：“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为此，他进行了多方面的积极思考和大胆探索，为社会主义改革力开先声，堪为借鉴。他的这些改革思想对湖南省委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督促湖南省委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办事
　　1961年，党中央为解决“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问题，力倡实事求是之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刘少奇作为一线主持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率先垂范。从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亲自和中央调查组到湖南宁乡、长沙、湘潭等地农村深入调查研究，总计44天，在走群众路线、倡实事求是、兴调查研究方面，给湖南省委及各级党委作出了表率。44个日夜，他有33天吃住在农村生产队，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11个生产队，具体解剖了6个生产队，找基层干部、群众个别谈话上百次，写出数十万字的调查笔记，真正做到了调查研究工作不分巨细而察微知著，实事求是，职务不论高低而身体力行。他直接深入到农家、队部、食堂、医院、山林、田间、场院，切实了解农村中以共产风为代表的“五风”盛行之程度和危害，增加感性认识以深化理性认识。他亲口尝过农民充饥食用的野菜、糠粑，感受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他收集大量的生动反映农村生产生活真情实况的第一手资料，不仅有利于纠正当时湖南的“五风”错误、解决公共食堂等问题，促进湖南经济的好转，而且为统一全党认识，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左”倾错误，实施正确的决策，打下了基础。
　　1961年4月12日下午，刘少奇一行来到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他对中央调查组的工作给予明确指示：搞调查研究，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说假话，不要带框框。为了帮助中央，大家讲真话，讲心里话，不论讲得对不对，一律实行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
　　刘少奇这个“搞调查研究一定要实事求是”的要求，成为中央调查组在湖南农村开展调研活动的指导思想。它充分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湖南省各级党委和干部群众树立了榜样。4月3日下午，刘少奇召集天华大队干部座谈，鼓励大家就公共食堂、分配、粮食、住房问题发表意见，要敢于讲话，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好就说是好，坏就说是坏，实事求是，讲错了也不要紧，“三不主义”；要解放思想，不要怕不办食堂就是不要社会主义了，不要人民公社了；不办食堂还是社会主义，只看怎么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群众方便，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集体，有利于国家；在这五个有利于前提之下，怎么办都不妨碍社会主义。刘少奇在这里提出来的五个“有利于”标准，充满了唯物论辩证法的精神，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是一种具有科学价值的理论创见。
　　他谆谆告诫湖南省、市、县委负责人：社会主义时期的调查研究要比民主革命时期困难得多，因为各级干部大多护短，保荣誉、保乌纱帽，求表扬、求晋升、求提级，自己不反映情况，还压制群众，破坏民主，封锁真实情况；这几年我们也在外面作调查，找省级、地级、县级干部，听汇报，看材料，根据虚假、浮夸的材料作决策，结果是差之毫厘，失之万里，不符合客观实际。为了深刻汲取这种教训，刘少奇特别指出，要掌握真实情况，最好是一杆子插到底，直接向人民群众作调查，让人家相信你，愿意向你讲真心话；要善于体察群众的情绪，去探求群众的真意。他教育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一定要讲民主，讲法制，从根本上总结经验，汲取教训，解决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些不但对于当时纠正“左”的错误具有推动作用，就是今天来看仍然是富于理论价值的科学见解，很有现实意义。
　　1964年8月10日，刘少奇针对农村工作中较为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对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特意同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等人详谈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重申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观点，痛斥党内靠听汇报、看报表来下决心、作指示、领导工作的人和事，说这样做危险得很，长期如此，不加以改变，就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要灭亡。所以他再三告诫领导干部一定要下去蹲点，解剖麻雀，要“真蹲下去”，同农民打成一片，为农民谋利益，补好蹲点调查、深入实际这一课。刘少奇的指示精神，推动了湖南省委工作作风的转变，到1965年底，全省区以上干部7000多人共蹲点1261个大队，对搞好农村工作、转变工作作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起到积极作用。
　　刘少奇同志对湖南省委工作的关怀指导，在湖南各地视察指导工作、开展调查研究中所体现出的那种一切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不断探索革命和建设新道路的开拓精神，勤政廉政、忧民为民的品德风格，可以使我们面临跨世纪伟大任务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得以从历史经验中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丰富营养，资政育人，深受教益，引为学习和工作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