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碑永立天地间 [复制链接]

第5版(专页)
专栏：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丰碑永立天地间
　　中共长沙市委书记 阳宝华
　　今年11月24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作为刘少奇同志故乡人，回忆刘少奇同志回故乡调查的实情实景，重温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历史文献，更加激起了我们无比崇敬和怀念之情。
　　1961年4月1日，广州会议刚刚结束，少奇同志便偕夫人王光美乘火车到达长沙，第二天上午就听取湖南省委工作汇报，下午驱车来到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作调查。省委为他严密地布置了安全保卫工作，安排了小轿车，并在他下乡居住的地方运去了床铺、沙发和洗澡盆等。少奇同志知道后，严肃地对省委有关同志说：“这次调查要采取过去打游击的办法，穿布衣，背被包，自带油盐柴米，自备碗筷用具，人要少，一切轻装简行，只要两部吉普车，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不这样，调查研究之风就兴不起来。”那天下午，天正下着雨，泥深路滑，他身着旧蓝布衣服，脚穿雨鞋，自己打着雨伞来到王家湾住地。这是生产队养猪场的一间饲料房，房子又破又旧，窗户没有窗页，临时用布扯着挡风。一张旧木床上加放了一些稻草，铺上自带的被包，就成了他蹲点调查睡觉的地方，两张木方桌子拼在一起，就成了他的办公桌。他在天华大队施家冲生产队开老农座谈会时，非常诚恳地说：“我们下来搞调查，是请教你们，向你们学习。究竟是我们帮助你们，还是你们帮助我们，帮助中央？第一是你们帮助我们；第二才是我们帮助你们，你们不帮助县委、省委、中央，那中央的政策、省委的政策、县委的政策就不会正确。所以，中央也好，省委也好，县委也好，要靠你们的帮助，就是说要靠老百姓的帮助。”讲完话，他取下头上戴的蓝布帽子，恭恭敬敬地向社员们行了鞠躬礼。在场的群众深感这位63岁的共和国主席既是一位慈祥、谦逊的长者，又是一位平凡、普通的百姓，还有什么话不能和他讲？还有什么事不敢对他说呢？
　　5月6日，少奇同志来到了他阔别43年的旧居宁乡花明楼炭子冲。他请来了炭子冲村党支部书记王升平了解农村情况。王升平50年代初任过村长、农业社社长。从1952年起，经常写信给少奇同志，反映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情况和问题，被称为主席的“农民通讯员”。少奇同志还亲笔给王升平回过三封信。在“大跃进”中，王升平犯了“五风”错误，被撤销了职务。那天上午，公社干部要他马上去见首长。王升平脑子“轰”地一下，心想这回十有八九要进“班房”。当他来到炭子冲屋场时，出来迎接他的正是银发满头的刘少奇主席。少奇同志关切地问王升平：“你知道你为什么会犯错误吗？”王升平答：“没有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少奇同志补充说：“我看还要加一条，没有听群众的话。”随后少奇同志又问：“你说说看，这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王升平难为地闭口不答。少奇同志便启发说：“你不要顾虑，好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实事求是。”他的话给王升平壮了胆：“实话讲给刘主席听，大锅饭再吃下去，就会人死路绝，国破家亡。柘木冲才办食堂时有110多人，办食堂后肚子吃不饱，饿死了12个，外流了十几个，剩下80多个，有些人患水肿病，堂客们不生崽，做事没劲。只怕有命插田，无命过年。如今队上溜光的，仅有的一只母猪，也是皮有三分厚，毛有五寸长，只见骨头不见肉。全队叫鸡绝了种，鸡婆只有一只，到处卡得死死的哩！”
　　少奇同志听后，心情特别沉重。当即指示王升平去解散食堂，王升平说自己是“下台”干部，怕惹是非。少奇同志对王升平说：“过去‘五风’的错误，不能只怪你王升平，各级都有责任，中央和我也有责任，我回来是向乡亲们认错的。”
　　5月9日，少奇同志前往宁乡黄材水库视察，在途经双凫铺公社黑塘垄生产队时，忽然听到路旁屋子里传出哭泣声，少奇同志立即叫司机将车停下来，快步走了进去，只见一位妇女哭得正伤心。原来这位妇女叫颜桂英，丈夫病死了，由于刮“共产风”，两年前生产队把她在土改中分得的住房拆掉盖了队里的养猪场。她失去了固定住处，搬了8次家，现在住的仍是别人的房子。这两天原屋主急需用房，催她赶快搬走，她拖儿带女，既没有帮手，也不知道往哪儿搬，急得哭了起来。少奇同志十分同情她的困难，当即找来大队干部，请他们做工作暂不要这位妇女搬家，等到上面下达文件后统一安排。当天晚上，少奇同志来到宁乡县委，专门了解全县群众住房情况。当时分管农业的县委一位副书记汇报说，全县原有农民住房70多万间，“大跃进”中搞“茅屋洗澡”拆了一批，大炼钢铁时拆了一批，办公共食堂和集体猪场时又拆了一批，总共拆了15万多间。少奇同志恳切地说：“鸟有窝，人有屋。一家人没有一个落脚点，怎么也不会安心，中国有句老话，‘人搬三次穷’。群众连个安身的地方都没有，怎么行呢？我们是共产党员啊！我们就是要解决群众的吃、穿、住问题，不然老百姓要共产党干什么？”他要求县委立即把解决群众住房问题写成文件贯彻下去。凌晨两点，县委的同志将文件稿送到少奇同志住处，少奇同志仔细修改直至黎明。并指示将此件迅速通知各公社、大队，同时立即报告省委。第二天，这个文件就在全县传达贯彻了，接着湖南省委也向全省转发了这个文件。同时，少奇同志还将这个文件派人送往在杭州的毛泽东主席，后来批转在全国执行。文件执行后，一大批被公家平调的房屋退赔给了农民，对社员之间的互相挤占也规定了调解办法。接着少奇同志又指示要把他在炭子冲的旧居腾出来让给群众住。他动情地说：“这里搞我的旧居纪念馆，曾写信问过我，我几次写信说不要搞，结果还是搞了。”随即，少奇同志又在炭子冲的社员会上当众宣布：“纪念馆不办了。这个房子退出来，分几户社员来住，我的亲属不要来住。这些门板，拿出去给没有门的人家做门。”他还不放心，又点了几个社员的名，嘱咐他们赶紧搬进来住，说：“社员在这里至少可以住上10年、20年，等到有了比这个更好的房子，愿意搬出去时再搬出去。”少奇同志就是这样，把人民的冷暖当做自己的责任，并把这种责任看得重于泰山。在少奇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不到一年的时间，近80万人口的宁乡县基本解决了社员的住房问题，并做到了社员房产定权发证，既安了身，又安了心。
　　拳拳之心，殷殷之情，大海含悲，苍天作证。少奇同志离开我们整整29年了，但少奇同志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长沙人民无比崇敬他，无比爱戴他，无比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