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与法制建设等问题 李鹏接受德国商报记者采访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与法制建设等问题
　　李鹏接受德国商报记者采访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一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于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德国《商报》驻京记者思立志的采访，就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与法制建设等问题回答了他的提问。
　　问：非常感谢您能抽时间接受我的采访。人大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立法，有一项立法从媒体来说很感兴趣，就是新闻法，因为新闻工作人员需要知道允许他们做什么，不允许他们做什么，什么事情是禁止的，不了解这种情况会产生一些麻烦。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答：我们将按照法定程序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法。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在我们新闻界、舆论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可以说开放度、自由度相当大，但是我们还要告诉新闻工作者，不要做一些不切实际、甚至是歪曲性的报道，这样做我们不赞成，因为它违背了新闻的职业道德，而且会误导人民。新闻自由的原则应该遵循，但是个人自由不能妨碍他人自由，这一原则也应该遵循。新闻自由要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不知道你们看不看我们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栏目，《焦点访谈》对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以及不良社会现象曝光很尖锐，这种情况以前是没有的。
　　问：您每天早晨阅读为您准备的关于国际形势报道的时候，您对国际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是否满意？
　　答：应该说国际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有了很大进步，它的客观性比过去好多了，但仍有不符合事实的报道。我们并不认为光对我们讲称赞的话就是好的报道，出现一些批评性的报道对我们工作也不一定是坏事。同样一个事物，某个人从这个角度观察，另外一个人从别的角度观察，他们写出的报道就不一样，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对世界的多样性应该适应。我已经讲了，都说好话并没有什么好处，也应该有一些批评性的报道。善意的批评我们欢迎，恶意的歪曲我们是不赞成的。
　　问：您刚从南方视察回来，您最近很大的精力都花在资本市场、金融市场、证券市场的立法工作上，您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在酝酿出台哪些法律？
　　答：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共有三百多件。当然这些法律的制定都是以宪法为基础的。上一届人大，也就是八届人大，在立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包括完成了刑法的修订案。我们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需要用法律来规范市场行为，也就是你们讲的“游戏规则”。本届人大任期以来，完成了几部重要的法律，其中有一部是高等教育法，还有一部是土地管理法的修订案。此法的修订很有必要，因为中国的耕地比较少，建设占用了大量耕地，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土地管理法修订案对土地使用提出了较多限制，可以起到保护耕地的作用。原则上，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占用了多少耕地，就应该设法恢复多少耕地，对征用农民的耕地实行了严格的补偿制度，最高要付出相当于年产量三十倍的资金。九届全国人大提出要在本届任期内初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人大常委会正在制定立法规划和立法纲要。
　　问：你们现在酝酿的立法中哪些会对外国工商界、外国银行产生一些影响？你们在法律酝酿过程中，有哪些困难，为什么有些法律在人大审议几年得不到通过？
　　答：我们现在正在讨论合同法草案，以前我们有国内的、涉外的和技术转让等方面的合同法。为了使合同统一，现在需要制定一部比较完整的合同法。这对市场经济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部合同法制定后，肯定对外商在华投资和贸易是一种保护。这个法律草案在人大常委会已经进行两次讨论，人大常委会对法律草案一般要进行三次讨论。这个草案的全文已在报纸上公布，以便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合同法是民事法中的一个基础性法律，需提交全国人大全体会议审议。经济方面的法律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就是证券法草案。这个法律草案人大常委会已经审议了4次。原来有比较大的争论，主要是在期货方面。按照国际惯例，应该搞证券期货。但是有的意见认为，中国的证券市场不太发育，不适合搞期货，因为期货的投机性太大。在认真研究了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动荡的教训之后，人大常委会意见比较一致，认为中国不具备搞证券期货的条件。中国现在有两个交易所，一个是深圳交易所，一个是上海交易所，共有股票总市值两万亿元左右人民币，3800万户，每天的交易量100亿元左右人民币。建立证券市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它的好处是可以吸收老百姓的钱进行建设。它的弊端就是一旦发生过度投机，就会给一些股民带来较大损失。最近我到深圳搞立法调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研究银行业是否可以参与股票的炒作。我们认为，银行拥有大量的资金，而股民的资金是有限的，如果银行参与证券市场的炒作，将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就有这种现象，由于动用大量的银行资金，在很短的时间就对某个市场进行了冲击。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在法律草案中将明确规定银行业和证券业分开，银行业不能参与证券交易。
　　从亚洲金融危机当中，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现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谁也离不开谁，中国也要适应这个潮流。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实力不一样，发展水平不一样，所以发展中国家要在金融方面学会保护自己，否则经济会被富有国家占有，甚至丧失主权。
　　现在给你介绍一下立法工作。我们立法的一个重点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立法工作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比如五年有一个立法规划，每年有一个立法计划。当然，这不是说列入我们计划中的法律百分之百地都要完成，这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一部法律的完成需要得到大多数人大代表或常委会委员的同意，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按照法律规定，我们的法律草案可以由政府提出，司法方面的可以由法院或检察院提出，有的也可以由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提出。30名人民代表可以联名提出立法提案，一般地说，他们没有条件起草一个完整的法律草案，但可以提出对法律草案的基本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近3000名代表，每年举行一次全体会议；闭会期间，由155人组成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开一次会议，会期7天到10天。全国人大有9个专门委员会，他们全天上班，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做好立法和监督工作。9个专门委员会共有212名委员。
　　问：我不是说西方议会的做法可以推荐，因为在那套做法下，有些国家的议会开会时吵吵嚷嚷，彼此之间非常粗鲁，但是你们的人代会有时候倒让人感到枯燥。你们是否能引入一些更为开放、更为自由的公共辩论？
　　答：我曾有机会旁听过某个国家议会的辩论，反对党和执政党对面而坐，一方发言的时候，另一方大声喧哗、跺脚、拍手，秩序大乱时，议长拿个锤子在敲，高喊“秩序、秩序”。对这种形式，你们可能认为很有意思，但中国人不一定能接受，这可能就是东方和西方文化传统不太相同的地方。我们不会引入这种方法。实际上我们的人代会、人大常委会或专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气氛是很活跃的，有时辩论也是非常激烈的，意见也不是完全一致。正因为有不同的意见，需要反复讨论、推敲，所以法律草案一般要经过三次审议，有的甚至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出台。
　　问：在基层通过村一级的选举实现民主化后，你们现在对人大有没有结构性的改革设想？
　　答：我们遵照宪法行事。全国人大没有结构性改革的设想。国外非常关注中国的村民自治组织选举。最近，我们通过审议，正式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选举程序方面做了很多新的规定。因为只有通过程序的固定化才能够保证选举的公正、民主。村民委员会的选举采取普选制，候选人由村民自由提名，半数以上的村民赞成才能当选。村民委员会要向村民实行村务公开制度，包括政务公开、财务公开、劳务公开，宅基地的使用、计划生育情况也要公开。另外还有一个罢免村委会成员问题，20％的村民就可以提出罢免，但是也有严格的程序，而且半数以上的村民表决通过才能罢免。我们的民主从基层做起，与普通村民关系最直接的不是省长，不是县长，甚至也不是乡镇长，而是村民委员会主任。在城市，我们要完善居民委员会，相当于你们的社区，也是群众自治性组织。此外，还要完善工厂中的职工代表大会。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民主不是看形式，而是看实质内容。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基本方略是依法治国。人民的意志、中国共产党的意志通过法定的程序成为法律。任何组织，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都要遵守法律，这就可以避免过去犯过的错误。
　　问：你们提倡依法治国，是不是政界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子女也应该遵守法律？出现领导人滥用权力的情况，你们如何处理？
　　答：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当然要依法处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我们宪法原则中明确规定了的，任何人也不例外。任何人，当然包括领导干部，都要遵守法律。
　　问：听说有人要成立政党，这是否合法，是否准许这样的行动？
　　答：我们根据宪法办事，不符合法律的事就不能允许存在。一些外国人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对中国的宪法知之甚少。如果一个外国记者发表了违反自己国家宪法的言论，这表明他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宪法，那当然是可笑的。但如果把他们国家的宪法强加到别的国家，那就更可笑了。根据中国的宪法，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力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还有保障广泛民主的规定。中国有8个民主党派，他们是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天，他们仍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不是反对党，而是参政党，他们代表不同社会界别的人士。他们也不一定在所有问题上和我们党的意见一致。如何协调这些不同的意见，也不只是通过人大系统，我们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由中国共产党或政府同他们协商，听取他们的意见，吸收他们的意见。
　　问：我想明确一下，是否说在中国没有成立新的政党或团体的余地？但是，我们又看到中国有很多个人自由。
　　答：我们要接受历史的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在一个晚上可以成立几千个政治性组织，乱得不得了。这种情况不能重演，因为这对国家、对人民没有任何好处。我们有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问：对于那些与你们意见不一致的中国人，你们将如何对待？对于那些想成立非政府组织的人，你们拿他们怎么办？
　　答：要看这些组织的性质如何。如果是反对中国的宪法，反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例如，反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对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反对维护社会稳定，主张搞多党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那就不允许他们存在。如果是在某个领域成立从事对社会有益活动的社会团体，经过依法申请批准注册，是允许的。总之，中国要发扬民主，依法治国，但是我们所走的道路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不是西方式的多党制，也不搞西方式的私有化。这些制度也许对西方是适合的。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我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综观国际形势和现代历史，在发展中国家不加区别地全盘推行西方的制度，是行不通的。在有的发展中国家强行推行了这种制度，结果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认为，各国人民走什么道路，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不应该用西方的标准来判定好与坏。俄罗斯有些人来到中国，对中国说了不少赞赏的话，有人甚至表示要照中国的办法去做。我跟他们讲，各国情况不同，中国的经验和做法对中国适用，但并不一定对别的国家适用。你们应该实行适合俄罗斯国情的制度。俄罗斯资源丰富，人口相对来说较少，人民文化程度较高，科技比较发达，所以发展模式应该不同于中国。要说中国有什么经验的话，有一条是主要的，这就是，要想发展经济，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局，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
　　问：1994年在慕尼黑我采访您时曾提到1989年的“六四”风波。我一直认为，中国人确切的回答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正确的结论，但是我采访另一位领导人时，得到的回答是，历史会对此作出判断。你有什么看法？
　　答：是的，历史会作出判断，而且已经作出判断。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对1989年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党和政府已经做出了正确的结论，不会有任何改变。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致的看法。也许在回答问题时用词和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总的精神是一样的，这是无可挑剔的。
　　问：这几天我在电视上看到纪念刘少奇诞辰的活动，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令我奇怪的是，人们在谈到刘少奇逝世的时候，把他的死看做是“四人帮”和那个国防部长的过错，难道你们在审议、评价历史的时候，没有提到这也是毛泽东的过错吗？
　　答：在“文化大革命”中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罪名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这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讲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对“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严重错误负有主要责任。但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功绩是第一位的。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指导着我们的工作。
　　问：我还想问一个您个人非常关心，也是您专业领域的问题，即三峡工程进展情况怎么样？您觉得三峡工程能够制止明年再出现今年这种洪灾吗？
　　答：三峡工程正在建设中，对明年的防洪、抗洪还不可能起什么大的作用，但是再过5年，即到2003年就可以起作用了，到2009年防洪作用就更大了。如果再发生今年这样大的洪水，中下游就可以避免遭受今年这样的洪灾。但是，在历史上，长江还发生过比今年更大的洪水，因此光靠三峡工程不能完全解决中下游洪灾问题。要在上游进行大规模封山育林、水土保持，下游兴修堤防，只有综合治理才能彻底解决长江的水患。通过这次水灾，更加证实了修建三峡工程的必要性。现在三峡工程进展情况很好，一切照计划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