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在铜川 [复制链接]

第11版(大地周刊·作家文苑)
专栏：

　　我的回忆在铜川
　　刘成章
　　风尘几十年，我往返最多的地方，是在陕北到关中之间的铜川。记得第一次从家乡延安去省城西安，是1954年吧，那时我还年小，跟着表姨，兴奋异常，坐的是大卡车。一路尘土飞扬，我们无遮无拦，一车旅客活脱脱成了一车刚出土的兵马俑，只有眼睛还泛着一点儿活气。头一天在黄陵住了一晚，第二天本来要是在下午3时前能赶到铜川，就能赶上火车，夜间11时多，就可以到达西安。可是因为路况极差，没赶上，我们只好又住在铜川。铜川是一个出煤的地方，本来就黑，而它的所谓旅社又是一个不知什么年代遗留下来的巨大黑窟，里面混住着五六十号男女旅客，而且没床，人们就身挨身地躺在地上，如牛羊或难民一般。汗臭熏天，长夜难眠，一个少年人的向往大城市的美好心绪，全叫它破坏了。后来我在西安上了大学，当了大学教师，春节期间要回家，铜川更是一个必须滞留而又令人发怵的地方。因为每天从西安开到铜川的两趟火车，总是一车厢一车厢地往下倒人，而从铜川开往延安的汽车，数量却非常有限，人们就被密密麻麻地塞在铜川了。于是小小的铜川，汇成了人的海洋，而海洋的浪头整天涌过来，涌过去，涌过来，涌过去，甚至咆哮而又澎湃，而又沸腾，而又惊涛拍岸，不为别的，为的只是能买到一张汽车票。常常有人不是被踏伤，就是挤丢了鞋帽。
　　那时候全国都穷，铜川显得更穷。你紧张拼搏了一天，失败了，没买上票，心灰意懒地前去填填肚子，可是刚走到饭馆门口，乞丐就把你挡住了。有人很早就提醒过我：铜川的乞丐太多，绝不能赐舍；因为你只要对一个有所赐舍，别的就都来了，你就走不了了。可是有那么一次，我看见一个六十多岁的乞丐是一个残废，没有腿，是趴在地上往前挪的，太可怜了，就破了戒，给了两毛钱。这下糟了，呼地一声，鼠群一样地，不知从哪里钻出来那么多的小乞丐。他们齐刷刷地伸出一圈小黑手。我只好又掏出一把“分分钱”，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分发，他们已经抢得乱成了一团，几乎把我撞倒。我只好手脚慌乱地逃开，他们却还哄笑着撵了上来。最后还是在我的大声喝斥中，才甩开了他们。
　　但是，就在人们几乎磨灭了任何希望的时候，一个历尽坎坷的老人复出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一个崭新的黎明突然升起，世事因此开始了疾速的变化。表现在我常走的这条路上，更是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先是石子路变成了柏油路，后又有了西安至铜川的高速公路，继而又修通了西安至延安的铁路。而长途客运汽车中，一刀切地废除了卡车，并且有了卧铺车，夜班车，个体户的各种车。营运方面，不同车辆展开了有益的竞争。于是交通空前地便利起来，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坐什么车就坐什么车。上路成了一种享受，再不用为路途的什么事担忧，可以舒心舒意地欣赏沿途的自然景色。与眼前的路相比，从前那也叫路吗？想起它，就像想起几条陈年烂绳扔在荒凉的黄土高原上，那绳断过无数回，结着数不清的疙瘩。它艰难过多少旅人。而现在，行旅如歌———路是曲谱，车辆是词———响在旅人的心上。
　　为了创作，我一直有着深入生活的习惯，而这一巨变，使我到陕北农村跑得更勤了。我一般坐的是火车。有时为了改换一下情调，也坐坐汽车。似乎坐汽车的感觉比坐火车还要好一些———从西安出发，走在高速公路上，只听风声呼呼作响，只一个小时，神话般地，就到铜川了。从铜川再走，是走在春阳下闪光发亮的柏油路上，也只五个小时，就到了延安了。我的目的地多是榆林。不过因为老母亲在延安，往往还余一半路，我就在延安住下了；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继续乘此车前行，天黑就可以赶到榆林。这种速度对中国这二十年飞跃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一种最生动的诠释。
　　曾经给我留下恶劣印象的老态龙钟的铜川，简直像少妇一样地光彩动人了。在那里，再没有人因买不上票而久久滞留了。由于班车很多，可以随到随走。要是想在那里玩上几天，不同档次的饭店应有尽有，由你挑选。特别重要的是，在那里，成群的乞丐只能从人们的记忆中去搜寻了。但使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的，还不是铜川，而是一个叫做圪劳的地方。圪劳是洛川县的公路边的一个村子。它正好处于来往的长途旅客需要吃饭的地段。改革开放后，这里的农民瞅准了这一点，办起了小饭馆。他们以质优价廉引得司机和旅客频频下车。久而久之，声名远播，旅途中的人们几乎一提起圪劳就勾起了旺盛的食欲。现在，这里已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小镇子了。而最早行动起来的兄弟三人，都已成了镇中显要人物。他们的铺面不但越开越大，越开越气派，而且，各人都有了自己的汽车———奥拓、夏利、桑塔纳，一个赛似一个。镇中其他人家的富有，也是我们这些工薪族所不敢相比的。前不久我围坐在他们收拾得非常干净的餐桌旁吃饭的时候，亲自目睹了他们按捺不住的满腔喜悦。而炉火似乎善解人意，正好在那一刻配合了他们，映红了他们的脸和他们手中的炒瓢。那一刻我感到，那些炒瓢中扬起来的，不光是菜，是肉，也是对天地巨变的深情咏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