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村戏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我的家园

　　黄梅村戏
　　张雨生
　　故乡黄梅留给我的记忆，至今鲜明地活跃在脑子里的，还有村戏。
　　村戏是一种乡土戏。文化人说得雅一点，称之为“文曲戏”，乡里人说得俗一点，称之为“调儿”。“调儿”流传在黄梅下乡。黄梅上乡流传的，俗名叫“采子”，雅名叫“采茶戏”。“调儿”和“采子”，最初都是坐唱，后来才演绎故事，铺陈情节，登台表演了。
　　我的老家在唐司村，属于黄梅下乡，湖区。村里有两位人物，一位叫龙安就，是坐唱的代表；一位叫柳成义，是演唱的代表。戏剧对我的启蒙，应该说，是从他们那儿获得的。
　　我最早听戏，是听安就爷唱“调儿”。
　　安就爷家很穷。夏天，湖水泛滥之后，无地可供耕种，他便背着道情筒，出外卖唱。冬天，湖水退去了，他常常去湖滩设卡子，捕野鸭。我还记得，他背着野鸭，从湖里回来，边走边唱“调儿”，很是得意。
　　他还到别的村去教戏，唱戏，人家称他为“调儿师傅”。这类演唱，算是乡间自娱自乐，不拿钱，只赚一顿酒饭。有时候，应他的邀请，邻村的“调儿师傅”，也过来或教或唱。大伙凑几个角子铜钱，让他出面，办一桌酒饭，招待一顿，算是答谢人家。
　　唱戏，多是在村头的稻场上。月朗星稀的夜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扛着板凳，抬着竹床，围成一个圈子。安就爷端坐当中，或自唱，或领着他的徒弟对唱。那时候，唱戏没有女的，女角的戏，由安就爷变腔拿调地唱，逗得大伙捧腹。乐器极简单，只有锣鼓和二胡，有时候，什么也没有，干唱。戏文，有的是学来的，有的是村里人编的。有一段《告坝费》，唱的就是本地的真人真事，解放后的县志还收入了这个剧目。
　　光听别人唱，乡亲们都觉得不过瘾，还要学唱。安就爷便拿出师傅的架势，唱一句，让大伙跟着学一句。人人拍着手掌，敲着凳子，闹得沸沸扬扬。夜深了，尽兴了，家家扶老携幼，哼着“调儿”散场。
　　成义叔主持村里的戏班子，是解放后的事。
　　土改，合作化，公社化，农民被高度组织起来。村里成立了业余剧团，伢子们参加，女子们也参加，兴盛时，有六七十人。成义叔是村里的民兵连长，还兼着团支部书记，自然成了剧团的头头。
　　这时期，黄梅乡下的村戏，已完成了从坐唱到登台表演的过渡。县里和龙感湖农场，成立了专业剧团，从安庆学会了黄梅戏。乡音回娘家，比原始的“调儿”和“采子”高出一筹。乡村的业余剧团也跟着学。唱土戏的老师傅们教不了，请的是城里来的新师傅。乐器也丰富了，服装道具也有了。
　　演新戏，得搭戏台子，乡下的办法是用牛车。拖来五六辆牛车，拼到一块，铺上木板，就成了戏台子。找几卷竹席芦席，当中一遮拦，前台后台就分开了。
　　记得有一年，快过春节了，村剧团排好了一出新戏，准备大年初一演出，但没有钱买服装和道具。唱戏的几十号人，由成义叔领着头，扛着水车，下湖去了。他们找个荡汊、港湾，围起来，把水车干，竭泽而渔，赶节前卖了个好价。一台新戏，一色新装，唱的人美极了，看的人也乐极了。乡亲们都说：“过了一个泰实年！”
　　村里的剧团不光演戏，还兼有第二职能，提倡自由恋爱。
　　解放初期，乡下包办婚姻很严重，提倡自由恋爱，是移风易俗的大事。青年男女进了剧团，一块儿学戏唱戏，接触的机会多了，相爱也自由了。乡里区里经常搞会演，演得好的，得了奖的，出了名，都会成为异性青年的崇拜者。开始，老年人看不惯，慢慢地，观念也改变了。
　　后来，我进城念中学，读唐人王驾的《社日》：“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对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老师说，“醉人”是喝多了酒的人。我说，不见得，“醉人”也可以是听戏入了迷的人。不信，到乡下听听村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