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获感动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路边拾翠

　　重获感动
　　耿翔 江彦博
　　一种很少有过的感动。
　　那一刻，我想象着原始人，突然在剧烈的阳光下，看到一束神秘的光焰时，会如何动作？而我真心地感动了，感动得无法生出一些声息，只能默默地注视着，那个感动着我的人。
　　他叫李甫运。
　　他是那种面对天地万物，能够剖白自己，勇于创造的人。因此，一坐在充满活力的他身边，我就抑制不住自己要想起久远的凡高，想起凡高的那幅《向日葵》，想起凡高对于太阳的那片激情。
　　他是一位硬汉。从他的一段不可逆转的遭遇中，我才获得了这种极大的感动。如果与李甫运初识，任谁也不会想到，在他灿亮耀眼的生命链上，竟有一环，是用难以承受的痛苦锻造的。因此，我要有意识地强调，在他人生的问卷里，首先是一位父亲，一位很理性的父亲，一位很高尚的父亲，一位从不对命运怀有怨声的父亲，一位总想营造一颗轮廓粗糙、内核精致的爱心的父亲，每次与人说起二十七岁的残疾儿子，他都想从这个被不幸扭曲的生命体上，找到他最完整的一面，发现他可塑造的地方。他曾十分乐观地讲述过儿子对于音乐，特别是世界经典音乐的奇特感觉。从他不轻易流露痛苦的表述里，我觉出造物主也有不可容忍的地方，也应该为不幸背上命运十字架的人，留下忏悔。要不，怎会从李甫运儿子的残体上，连接起那根对音乐，还存有一丝感觉的神经，从而带给他一些安慰呢？
　　面对这位硬汉，让我感动的是他身上的激情，一种有如画家凡高对于太阳的那种激情。可以想象，那棵金黄金黄的葵花，就是他永远朝向天空的头颅。而每一次的旋转，都是为了让激情，更加充分地燃烧。
　　带着这种激情，李甫运告别了大学讲台，卸下政教系主任的头衔，把一个拥有多种杂志，表面庞大，而内里空散的杂志社，揽在自己身上。李甫运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走进陕西师大杂志社，真有进入一座被废弃的古城堡的感觉。仅有两个印张的七份教学杂志，不仅是一些毫无美感的“白皮书”，还分散在各个系上，杂志社的领导，只有坐在上边唱空城计的份儿。难怪教师们戏称这里是“发射台”，是大学校园里的一块流放地。李甫运也清楚地记得，他是在中国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1993年，开始挑起社长重担的。凭着一腔激情，他唱出了琢磨已久、终要出台的集中编辑、集中发行、集中财务的三部曲，使这座几乎被人们遗忘了的古堡，不仅开始恢复元气，甚至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一套管理模式、一个校园热点，突然进入一群知识分子们课外的话题里。
　　人们迅速思考着，真正文化积累厚重的知识分子，一当浮出文化的层面，在别的领域内，首先显示的，还是文化的力量。李甫运把讲台上的魅力，转化为另一种激情，全用在杂志社的管理上。或许，由于存在于他行为中的人格力量，杂志社迅速由量到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规模变了，十种杂志，这在陕西出版界，是一个无人比肩的“托拉斯”；其次是效益变了，利润由十一万上升到一百万；再次是士气变了，人们兴奋、激动，第一次感受到市场经济带来的喜悦。也是李甫运身上的激情，感染了这群在传统文化中生活得太呆板的知识分子，他们生命基因中，一些被抑制了的东西，一下子活跃起来了。李甫运则谦逊地说，这是杂志社的机遇来了。当整个中国走到市场经济这一步时，作为部分肌体，我们只有调节自己的呼吸、造血和其他功能，与之紧密地合拍，否则，就会被淘汰。是的，这位虽然来自大地原点泾阳，一个很诗意的地方的人，没有在一种浪漫里流连忘返，却因几十年的政教系生涯，在一条很理性的河道上，拼命地漂流着，从而决定了机遇一旦出现，他准会因接受过经典的训练，而十分敏感地抓住它。
　　有如证明生命的顽强，任你用尽怎样绝妙的语言，都无法触及其本质，都不及在干涸断裂的河滩上，或在峭立千年的绝壁上，突然发现一株幼小的草木，而让你忘掉描述，忘掉表达，而在无言之中，突然破译出生命的密码。现在，让我们放下所有很主观的方式，回到这位硬汉出生的大地原点上，那里所有应该有记忆的风物，会从头告诉我们，生活是怎么把他磨练成一位硬汉的。
　　他说，埋在他记忆深处的1962年，只剩下两个字：苦难。那时，他正好十六岁。十六岁，要挥泪告别校园，十六岁，要挑起家庭重担，这是命运的安排，为了母亲，为了活着，他只有咬牙认了。当他一把大火点了作文本，要开始当农民时，给了他生命和顽强的母亲，也忍不住哭了。谁会记住，就在1962年的中国大地，就在大地的原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在二十里外的山里拉煤时，人和车栽进大渠里；在荒凉的棉田里拔棉秆时，累得失去了知觉；在凄凉的雨夜里拉萝卜时，被恐惧和饥饿包围着。事实上，那几乎是整个民族，都在经受着的苦难，而对于十六岁的李甫运，这苦，似乎更苦，这难，似乎更难。那时，他是挣死也不放出哭声，挣死也不叫人耻笑。当他终于熬出苦日子，奇迹般地考上大学，走向“长安”时，一村人都说，这是一条硬汉。
　　硬汉，使他承受的苦难总比别人多。
　　硬汉，使他背负的压力总比别人大。
　　硬汉，也使他成功的机会总比别人多。
　　或许是因了少年的苦难，李甫运一见到穷地方的苦孩子，心里就不由得发酸。他们渴望的目光，总像一根善良的鞭子，抽打着所有善良人的心。当李甫运率领全杂志社的员工，狠抓质量，抢占市场，把十种杂志办得有八种邮局订数居全国第一时，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庆贺自己的成功，而是救助陕南的三十名失学儿童。前年过“六一”，包了两辆大轿子车，拉着这些老区的孩子，上古城墙，看兵马俑，参观师大附小，恨不得把山外的世界，全给他们打开。或许，父爱在李甫运身上，很多时候是超血缘、超骨肉、超现实的。对于在生理上有着缺陷的亲生儿子，他更多的是从精神上，惦记着他无法自理，但又必须走过的每一天。
　　在与李甫运结识的日子里，我思考得最多的是，一颗肉长的心，到底能承受多少苦难？
　　答案是模糊的。
　　因为李甫运不只笑着谈他的人生磨难，也是笑着谈儿子的生命不幸，于是，我注意从他的眼神里捕捉什么，间或的一丝忧郁，也是一闪即逝。终于，是他落在宣纸上的墨迹，向我闪现了他的内心。
　　原来，儿子带给他的痛苦，是刻骨铭心的，只是把它藏得太深了，让它在心的一隅，悄悄地折磨他一人。于是，我明白了一生喜爱书法的李甫运，为什么对隶书情有独钟。他是想用它的厚重、它的干硬、它的拙中有巧、它的丑中有美，来把痛苦压在最深处。因为草书，很可能让他的痛苦，随时从不堪重负的心底里飞出来。
　　硬汉，绝不让别人分担痛苦的硬汉。
　　硬汉，一心把大路走向朝天的硬汉。
　　他确实像凡高笔下的葵花呵，或许是因受过太多的苦难，他才不断地宣泄着，一个生命，对于另一个生命——太阳——的激情。
　　他也让我，在这个物欲容易横流，生活少有诗意，很少让人感动的年代，重获一次真心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