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南极风雪夜——致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副院长吕纯操 [复制链接]

第5版(教育·科技·文化·体育)
专栏：群星灿烂

　　难忘南极风雪夜
　　——致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副院长吕纯操
　　本报记者 温红彦
　　两年前，一位曾去过南极的朋友就给我讲述过你的故事：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有位叫吕纯操的研究员，八年间七下南极，在1158个日夜中，历尽艰辛，出色地完成了科考任务，归来后却遭受了家庭的不幸。
　　前不久，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院跨世纪年轻人才代表会上，我见到了你。
　　早晨的中国科技会堂阳光厅，色调一如它的名字那样亮丽。朝阳透过穹隆式天窗，从你的肩上升起。我走过去说明来意，你顿时面带难色，局促地从沙发中站起。虽然事先有约，你还是不太愿意讲自己的成绩。当我们再次落座，谈到科学考察的意义，谈起南极科考的风险和收获，你沉静的目光渐渐地将我带进了冰雪南极。
　　你是学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专业的，70年代末毕业于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从跨出校门那天，你就向往着踏上南极。1985年11月，当你刚刚度过33岁生日的时候，中国第二次南极考察选择了你。接着是第四次考察，第五次，第八次，第九次，你一共参加了长城站、中山站五次度夏考察和两次越冬考察，“我在南极开展的第一项工作是观测重力值，第二项工作是从事地球固体潮汐的研究，这是近几十年才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交叉性学科。”说着，你递过一本此次代表会的交流材料，里面记载着你在南极工作的成绩和科学家对这两项工作的评价。
　　1985年和1991年，你利用先进的重力仪先后观测获得了从智利和澳大利亚到中国南极长城站、中山站的重力基点值，先后建立了西南极乔治亚岛高精度重力网和东南极拉斯曼丘陵区120平方公里高精度重力测量，与此同时建立了长城站、中山站的地球固体潮观测站，获得了共57个月连续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南极考察使你得到了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双丰收。1986年，你在南极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谈到南极考察的风险，你说最直接的是生命的风险。在长城站建立第二个固体潮观测室时，你在风雪中足足工作了22个工作日，从做木工、背水泥到室内装配，都要亲自动手。那时正值极地冬季，暴风雪遮天蔽日，连大型钢结构的住宿楼都时常剧烈地颤动。就在这样的恶劣气候下，你按期完成了观测室的建造工作。而今，你建的这个观测室已在南极的大风雪中矗立了9年。
　　你还记得那次历险：那天的特大暴风雪使南极的能见度几乎为零，人好像钻进了日光灯管里，此时偏偏长城站的柴油发动机出了故障。为了仪器安全，你必须到离站区300米的观测室去做应急处理。你和队医小曲一头扎进了“日光灯管”里。做完应急处理回来时，暴风雪更大了，你这个学测绘专业的高材生也迷失了方向。两人在风雪中艰难地爬行，却怎么也爬不回站区。不知过了多久，两人终于摸到了一个钢架，辨认出那是站区用的取水井架，才知道偏离了站区90度！两人顿时吓出了冷汗。“等爬回宿舍后，我和小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留存的两个大苹果吃掉了，因为它们差点不再属于我们。”说这句话时，你眼中流露出逃离死亡的人对生命的珍爱。
　　在度过了漫长的1158个日夜，领略了无数次生与死两个世界之间壮观的临界点之后，你满载着成功的果实回来了，然而等待你的，却是与妻子的生离死别。
　　“我和爱人是1979年结婚的。她是教授的女儿，我则是农民的儿子。成家时，我的全部积蓄只有198元。但她从没有因为经济紧张同我吵过一次嘴。我参加南极考察后，她更是全力支持我的事业，每天下班回来后得带孩子，做饭，照顾婆婆。所以，我第一次、第二次南极考察，被称为队员中‘最不想家的人’。然而，1991年，可怕的病魔侵入我们这个平静的家。爱人告诉我，她被确诊为乳腺癌。”
　　如果说，前两次你是考察队员中最不想家的人，以后的几次考察你却成为最想家的人。极地冬夜漫长，万里冰封，既不通航也不通邮，唯一能与家人联系的就是昂贵的短波通讯。对你来说，要忍耐的还不仅仅是单调寂寞，在你得知爱人的病情不断恶化时，焦虑的心情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你一直坚持到整个越冬队完成了在中山站的全部使命，才来到妻子的病床前。当代医学终究没能挽留住她的生命，妻子在分享到你成功的喜悦之后，平静地离去。“我不迷信，但还是按母亲的吩咐为她烧了纸钱，以此来解脱我的负罪心理。没有她，就没有我南极的1158个日日夜夜……”
　　我没有再问下去，因为我不想让你在追思中加重痛楚的心情。
　　沉默片刻，你告诉我，作为“九五”极地重力场与固体潮特征研究课题的负责人，你将主持这个顾及地球两极的专题，目前课题已经启动。
　　朝阳升上了天空，阳光厅显得愈加明亮。临别，你深有感悟地说：“南极的1158个日夜对我来说，也许更重要的是对科学和人生的体验。科学无非是认识自然和服务人类，而要达到这个目的，致力于科学事业的人就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包括忍耐孤独和承受家庭不幸。我已逾不惑之年，仍神往极地生活，如果有一天还需要我踏上南极，我将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