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访谈”为什么成功？ [复制链接]

第12版(文化)
专栏：记者观察

　　“焦点访谈”为什么成功？
　　本报记者 祝华新
　　电视成为时代宠儿
　　进入90年代，以市场为枢纽的新的社会格局渐次成型，以世俗关怀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异军突起。新闻媒介发生了一场结构性的转变。曾经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显身手的综合性报纸读者流失严重。视听媒介后来居上，商业性调频电台唤回了相当一批听众，电视更赢得了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各种文化程度的观众。“焦点访谈”每晚的收视率竟达到3亿人！
　　电视台最早挣脱了计划经济对新闻媒介的影响，其经营运作开始与市场接轨。电视的广告收入远远超过其他媒体，使它有足够的财力更新技术手段、改革报道方式、聚合新闻人才，把电视独具的远程采访、现场直播等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深度报道走上荧屏
　　80年代中期，全国性大报出现一种叫做“深度报道”的新体裁。在“深度报道”中，赋予若干新闻事实以一定的时空纵深感；它不仅要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还试图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近年来，当一些报纸明显弱化这一优势时，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为代表的一批电视人却乘势接过了“深度报道”的接力棒。一批思想活跃、知识面开阔的中青年电视人立志用摄像机进行社会调查，用画面展示当代人的思考。他们在传统的新闻流程中正式引入“策划”这个环节。“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节目都有一个很强的策划班子，除了台内记者外，还延请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前来发表高见，其中包括学者、有关决策部门的官员，以及报界同行。
　　转型期的社会安全阀与粘合剂
　　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们在某些方面获得新的利益的同时，在另一些方面又会失去原有的利益，尤其是面对收入差距拉开、权钱交易等严峻考验，能否维系社会公正，给公众一个表达意见、宣泄情感的渠道至关重要。舆论监督就是一个“社会安全阀”。“焦点访谈”比其他类似栏目高出一筹的地方在于其建设性的文化心态。它批评时弊总是落脚在党和政府的意志与人民大众呼声的契合点上，使观众看到希望，用健康的舆论导向增强社会的向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积极的舆论监督也是社会的“粘合剂”。
　　在我们这个正在走向法治的社会，由于行政管理有待进一步规范，有法不依、执法不力的情况还大量存在，舆论监督的力量便凸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由于吏治、法制不够健全而形成的某些真空。因此可以说，现阶段的社会转型期是舆论监督的黄金岁月，“焦点访谈”可谓生逢其时。
　　作为“群众喉舌”的记者形象
　　目前，新闻界面临双重考验：一方面是某些不合理的行政干预，另一方面又出现把版面、节目资源置换为记者个人和单位利益的巨大诱惑。而“焦点访谈”以其对平民百姓的深切同情，对社会正义的担当精神，为新闻界赢得了作为“群众喉舌”和社会良心的声誉。
　　日渐宽松的大环境
　　舆论监督能够有所作为，首先要归功于近20年来党和政府努力营造的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法治氛围。
　　拨乱反正时期，如果没有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他们在每一个关键时刻的保护和支持，新闻界是不可能冲破“两个凡是”所设置的重重阻碍的。今天，中央领导在不同场合一再倡导和鼓励舆论监督，对“焦点访谈”揭露出来的问题作过很多批示，向全世界展示了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依法治国的远见和胆魄。
　　媒体的组织创新
　　中央电视台把“焦点访谈”作为改革试点，实行某些特殊政策，以确保他们有较好的工作条件，养护新闻的职业自尊，集中精力办好节目。这是一种以广告收入滋养名牌栏目、靠名牌栏目提高收视率、用收视率扩大广告收入的良性循环。现在某些媒体默认接待单位吃住行“三包”式采访，以弥补经费不足，但这样写出的东西恐怕很难赢得读者。
　　“焦点访谈”实行聘任制和业务骨干负责制，避免了传统的行政化弊端。只要有能力，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也可以出任编导，指挥一套工作班子。如果实践证明你不能胜任，将会被不留情面地调整工作。评论部有一半以上的工作人员系外聘，流动性很大，是一盆充满生机的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