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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黄土地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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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98-12-19
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年 大地之光

  走出黄土地
  封筱梅
  二十年前那个隆冬的夜晚,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一间低矮潮湿的茅屋里,十八户农民秘密集会,商议着结束老少几代沿街乞讨的日子,以包产到户的方式向贫困宣战。当他们以“干部杀头坐牢,孩子我们养到十八岁”的朴素文字签下生死之盟,并以中国农民最庄严的承诺形式按下十八个血红的指印时,他们何曾想到,一场席卷神州的经济大变革,便从此一发而不可止了。
  无独有偶。1979年,在中国版图最中心的大地原点之上,陕西省泾阳县何什村的漆包线厂,也正经历着不得不承包的命运。
  安分守己的终结
  何什漆包线厂的前身,是泾阳县泾干公社何什大队“五·七”修配组。单看这“修配组”前面长长的定语,就知道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并且是“文革”中间极端政治的产物。修配组的四个成员和一个组长,分别来自何什大队的五个小队。主要任务是修马达,也修自行车、大车和砸铁皮。报酬是“在厂劳动,在队分配,每年拿全大队前十名劳动日的平均值,修配组收入归大队”。
  陈元杰就是这四个成员之一。
  修配组的马达好修,但绕线圈的漆包线不好找。从陈元杰进修配组那天起,就为大到水车马达、小到半导体线圈上的漆包线犯愁。旧的找不到,新的又买不着。细心的陈元杰在四处奔波中忽然猛醒:为什么不自己做漆包线呢?于是查资料、拜师傅、搞实验,居然设计制造了两台漆包线炉,一上马运转,就有了像样的产品。
  从那以后,陈元杰的脑子里,一圈一圈就缠绕起一个漆包线的情结。
  报酬呢?报酬嘛,依然是记工分、算劳力,日复一日地等待着生产队年终分配的恩赐,但他们也过得平静、安宁、与世无争。
  然而无竞争的市场是不存在的。终于有一天,陈元杰和他的伙伴发现,不知从何时起,何什电磁厂已被周边的同行逼进了死胡同。产品不仅不再抢手,而且卖不出去。即使卖出去的,也被一批批退了回来,退货单和投诉书成了家常便饭。厂里的产品已经积压了六万多元,亏损越来越大,资金无法周转,银行停止贷款。生产队里大锅饭养就的懒惰和散漫犹如晚期的毒瘤迅速扩散。工具乱扔、材料乱堆,连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成品也四处乱放,丢失和盗窃司空见惯,损坏和浪费无人查问。
  有技术的师傅纷纷离厂,自谋生路。
  干部心急如焚。村民心急如焚。陈元杰更是心急如焚。
  “不承包怕是不行了……”
  如果说,小岗村十八户农民面临的问题是敢不敢承包,那么,何什村三千村民所涉及的则是——
  “谁来承包?”
  答案是唯一的。精通技术、精通生产、熟悉工厂管理的,只有一个人——陈元杰!
  而何什的干部群众依然疑虑重重。陈元杰出身地主,是跟父母一起遣返原籍劳动改造的。让一个地主家的儿子在社会主义的工厂里掌权,会不会犯错误?
  这些看起来十分可笑的问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确实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禁锢着人们正常的思维。
  与小岗村不同的是何什村的果断决绝。既然是死里逃生,就得背水一战!与其看着工厂倒闭,不如请陈元杰出来承包,至少,可以挽救集体财产不受更大的损失。
  中国农民历来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勇气。正是因了这,才有了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才有了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才有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进步。
  生性倔强的陈元杰,在历史的选择面前,也当仁不让地选择了历史。他以合同书的形式向三千父老立下军令状:年底上缴村里利润一万元;职工人均年工资不少于五百元;完成任务,自己拿双份工人的平均工资;完不成任务,分文不取!
  何什的父老乡亲们也以合同书的形式授权于他:承包人有权决定生产方向;承包人有权改革工艺、改革管理;承包人有权调配资金和安排人事。
  理解和信任,温暖着陈元杰那颗年轻的心,他大胆运用自己的经营韬略,调整产品结构,停止不对路产品的生产,转产市场紧缺、前景看好的小规格漆包线。用陈元杰自己的话说:“中国刚刚进入家用电器时代,市场潜力是无法用数字估量的。而家电专用的小规格漆包线生产,在中国基本上还是零状态。”
  陈元杰当机立断,拿出两万元更换热工仪表,采用新式圆图记录仪,使漆包线的温度实现了自动控制。由于成功地采用了可控硅技术,使漆包机的运转速度有了一个较大的调节范围,并且和温度的控制连接起来,将漆包线的工艺流程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产品的规格达到了四十多种。
  这一年,全厂二十四名工人创产值二十四万元,利润四点四五万元,不但完成了交给村上的一点二万元纯利润,而且厂里还有节余,工人们也兴高采烈地拿到了奖金。
  探索新的出路
  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们,在寻求民族振兴之路的同时,都没有忘记中国广袤的农村和众多的农民这一个最根本的国情。然而,从唐绍仪的“共乐园”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从战争年代的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到和平时期的合作化、人民公社。成功也罢,失败也罢,留给后人的,都只能是无尽的思索。
  1983年,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画上句号的一年。这一年,悲哀和欢乐同在,向往和迷惘同行。如同1958年公社化时的繁乱一样,中国大地上“拉牛退社”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关中腹地的泾阳县泾干公社何什大队电磁厂,此时已经发展为泾阳电器总厂,但也依然无可规避地遭遇着这一历史的变迁。“拉牛退社”者理直气壮,分田分地者当仁不让。陈元杰纵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法阻挡历史的潮流。
  但是他想不通!难道就这样拆机器分零件,拆厂房分瓦片?
  况且,陈元杰想:中国农民单干了几千年,也并没有把贫穷的根子动摇一星半点。
  工厂是集体的财产,也是每一个社员的共有资产。社员们要分光吃净,理由很简单。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公社所有的一切生产资料都必须解体。可是我们真的就没有一个通融的办法了吗?
  我们能不能把厂里的固定资产和公共积累加以量化分给个人,再由每个资产拥有者将其折算成股份,以入股的形式联合经营呢?这样,既不损害群众的个人利益,也保住了集体的经济不伤元气。陈元杰说,我们给自己的模式起了个名字,叫做——折股联营。
  “折股联营”的实质在于既还权还利于民,又联产联营规模发展。泾阳县和咸阳市两级政府一致决定,将泾阳电器总厂作为全市第一家“还权于民,还利于民企业”的试点单位,为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探索经验,为工矿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探索道路。
  1985年春天,泾阳电器总厂董事会以1983年底在册户口为准,按各村民小组的户数、人口,将电器总厂量化折股。每人二十二股,每股十元,登记造表。九个村民小组合计七百一十户,三千零五十四人,按“股金管理条例”逐户发放了股金证,规定股金每年年终分红一次,不计利息,不许转让。分红时间定为当年12月15日至来年的元月底,所有股东持股金证在企业股金管理办公室领取。
  “折股联营”的当年,第一次向全体股民分红,按百元股金分红十三点五元兑现。第二年的红利,村委会用来购买了三台上海丰收拖拉机、一台打麦机。从那以后,每年的红利基本上用于集体福利和教育事业。何什村的农民在享受个人利益的同时,更深切地体会到了集体的力量和安全感。
  从何什到吉元的飞跃
  就在泾阳电器总厂折股联营、规模发展的同时,党中央发出了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1号文件,号召大办乡镇企业,并在信贷方面给予倾斜。
  这是一个机遇。
  泾阳电器总厂是以生产漆包线为主的乡镇企业。过去,生产漆包线所用的铜盘条,都是把原材料送往苏州、南京、太原等地加工成型后再运回来,一去往返三个月,路途远,周期长,既不方便又不经济,而且生产的主动权掌握在别人手里,想快也快不了。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整个西北地区没有一家铜材加工厂。每年,仅从陇海铁路出潼关进行异地加工的铜材就有五点三万多吨。西北是矿山能源发展的重点地区,铜材加工市场有无限潜力,谁捷足先登,谁就会抢到头一把交椅。陈元杰当机立断:筹建西北第一家铜材加工厂。
  建一座年加工能力逾万吨的铜材厂,总投资需要三百多万元,这对只有五十六名员工,年产值只有一百五十万元的村办企业来讲,谈何容易?然而规模经营、规模发展的前景使陈元杰只能向前,不能退后。陈元杰贷款六十万元,招收了四百名新工,顶风冒雪,开赴工地,拉开了建设铜材加工厂的序幕。
  然而,铜材厂的地基刚刚处理完,建筑材料正陆续进入施工现场,工厂就开始面临生产资金严重不足的困境,何况还有那基建工地上散乱的材料,以及那四百名一筹莫展的新工。
  陈元杰这次真的是一筹莫展。
  陈元杰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吃不喝不睡。
  陈元杰找来所有关于经济周期理论的书籍,跟书较劲,跟自己较劲。从纷乱的西方经济发展史中,陈元杰理出了一个头绪:大凡优秀的实业家,都是在萧条时期打好腾飞基础的。既然会有相当多的企业经不起这番挫折而廉价拍卖,我们何不抓住这千载难逢的萧条大做文章,乘机收购我们急需的机器设备甚至技术人才呢?
  陈元杰冷静地分析着自力更生的可行性,认为当务之急是把决策者的思想变成每一个职工的自觉行为,把低谷的徘徊变成向高峰冲刺的准备。更重要的是再一次组织起股民这支队伍,重新拿起股金这支武器,自筹资金,共渡难关。
  不到一个月,工厂职工个人入股就达二十多万元。陈元杰当然知道,这是员工们准备盖房的钱、准备买车的钱,甚至是准备结婚的钱。这是全厂职工的情感归属,这是全厂职工的希望所在。陈元杰几乎是含着热泪接过这二十万元人民币的。陈元杰深深懂得,这杯水车薪的二十万,比以后的二百万,二千万,甚至两个亿的资金都更有价值。
  陈元杰又冒险从社会上征集高息股金二十万元,凑足了四十万元,使停顿了半年之久的漆包线生产恢复正常。
  把营业款变成原材料收回来,把厂房盖起来,把廉价的设备买回来,实在买不起的就租回来。那是一个精神会餐的时期。“奋斗五年,实现产值一个亿,员工收入翻一番”的口号就是在那个最困难时候提出来的。
  泾阳电器总厂的现象,终于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这么好的企业不支持,你们还支持什么?”
  就这样,在别人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泾阳电器总厂已捷足先登。
  1988年3月15日经县政府乡镇企业局批准,将“陕西泾阳电器总厂”更名为“陕西泾阳吉元企业总公司”。陈元杰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吉元总公司的成立,标志着泾阳电器总厂已经完成了从社队企业向专业集团化发展的飞跃。
  1988年,经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民政局批准,泾阳县何什村正式更名为“吉元村”,并同时标上地图,记入方志。
  历史和地理终于在这一个交叉点上感慨:中国的地名,因一个人、一件事、一个传说或一段历史命名者甚众。但因一家企业而命名的,却甚为罕见。
  吉元是个工业区
  何什村改名吉元村,固然是对吉元公司已有业绩的肯定,但更为重要的,却是对吉元未来的整体设计。
  在多种经营、全面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大繁荣的指导思想下,神州曾经地动山摇。家家点火,村村冒烟曾经是相当一些地区考核乡镇干部的标准。何什村没有例外,家庭作坊如雨后春笋;吉元公司也不能免俗,先后建立起了养殖厂、服装厂、副食厂和真菌实验站等等。
  然而,饮料厂因技术不过关,质量一直上不去,产品滞销,人员过剩,问题成堆;养殖厂违反奶牛和鸭禽饲养规律,防疫防病困难重重,加上饲料消耗和奶蛋产量都处于无序状态,死亡和损耗无法控制;最后只好把这些从东北用飞机运回来的奶牛和鸭子统统处理掉;真菌实验站种了几十亩咖啡,长出来的却是中草药决明;服装厂、木器厂、装潢厂、副食厂,也归于失败。
  村民们的家庭作坊,也由于资金、信息、技术、质量等问题半途而废。
  于是,陈元杰开始警觉。
  既然我们已经有了稳固的产业,既然我们已经占有了相当的市场份额,既然我们已经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走弯路呢?何况我们的目标是集体致富,何况我们的目标是带领我们的父老乡亲走出黄土地,走进大市场,走向一个全新的精神领域。
  尽管中国农民在维护旧传统时固执得可爱,但在探索新事物受到挫折时,他们急刹车的决心却大得惊人。一个“关、停、并、转”的经济调整战略,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举步维艰,但在这里,在关中农村这个普通的村庄里,却是一步到位,甚至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
  建设一个以生产电磁线为主的专业村,建设一个全国性的电工产品集散地,建设一个完全商业化的新型小城镇!
  吉元村的蓝图清晰地描绘在村民们面前。
  吉元工业区的蓝图清晰地描绘在党员干部们面前。
  拍卖固定资产,再一次以股份的形式拍卖!在历史的选择面前,吉元人又一次举起股份的铁拳——造纸厂、面粉厂、服装厂、饮料厂、副食厂、装潢厂、家具厂……所有四百八十万元的固定资产费用一次性收回。
  其次,分化电磁总厂的技术力量和管理力量。
  陈元杰逼着自己的得力助手们离开自己,走出总厂打天下。厂里提供给他们最廉价的设备、最廉价的材料,甚至把厂里稳定的客户也一个个地让给这些分化出去的工厂。于是,一个又一个的经理从总厂培育,一个又一个的竞争对手从总厂放飞,一个又一个新的销售渠道围绕着吉元公司派生、繁衍。西安、成都、重庆、广州、深圳、海口,一个又一个新的市场气候独立形成。
  吉元村成了货真价实的电磁线生产专业村。
  资本运营的启示
  或者是从十五年前“折股联营”开始,陈元杰就本能地思索着股份制的问题。一次次的挫折,一次次的危机,一次次迷途知返,一次次死里逃生,每一次危急时刻,总能千方百计地化险为夷。
  如果不是消极地对待危机,而是积极地创造机遇;如果不是被动地求救于“股金”,而是主动地操起“股份制”的武器,那么,同样是站在二次创业起跑线上的吉元人,将会创造出何等的奇迹?!
  如果说吉元公司发展史上的每一次改制都是迫不得已,那么此刻,陈元杰的构思里已经充满了资本运营的探求。
  陈元杰又一次关起门来读书,这一次是关于“股份制”的问题。他想绕过那些暗礁,他想把吉元公司历次改制中不规范、不合理的成分用新的资产量化来一个扬弃,他想把二十年来困扰企业发展的乡土之情用资产重组来一个扬弃,他想把干部职工中靠山吃山的农民意识连根铲除,他想把吉元工业区彻底推向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优胜劣汰,让它置于死地而后生!
  首先是产权界定。这次股改既然是以泾阳电工厂和新元无氧铜厂的整厂合并为主,那么泾阳电工厂同历史上生产大队的关系、同自然人的关系,以及同干部职工的关系、同企业决策者、管理者的关系,都必须以价值的形式和股票的形式体现出来。
  这是一次彻底的资产量化,这是一次彻底的产权明晰,从何什村到吉元村,从修配组到吉元电工,二十多年产权纠纷在这里得到了彻底的界定。
  1998年6月3日,注册资本为五千五百万元,以泾阳电工厂、泾阳新元无氧铜厂为基础,联合咸阳偏转集团等法人和自然人发起设立的陕西吉元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终于由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吉元公司漫长的股份制改革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吉元村的现象再一次引起理论界的注意。
  吉元村的现象再一次引起社会学家的注意。
  一场以求生本能开始的经济变革,终于找到了自觉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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