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当前物价形势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正确认识当前物价形势
　　马凯
　　1997年，我国物价总水平上涨幅度在前两年已经明显回落的基础上继续平稳回落，全年全国商品零售和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分别上涨0．7％和2．8％。其中10、11、12月份商品零售价格同比涨幅为—0．4％、—0．8％和—1.2％。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同志产生了现在价格形势是不是正常的疑虑。有的担心物价涨幅走低会带来经济增长减速，企业困难加剧，失业人员增多，主张想办法把物价涨幅抬高一些，有的甚至由此提出了要求放松银根、刺激需求、集中调价的政策建议。因此，如何估量当前物价形势，怎样看待物价涨幅与经济增长、企业效益、社会就业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关系到今年物价工作的总体安排乃至整个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取向。
　　物价是国民经济运行的综合反映，反过来又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因此，判断当前价格形势是否正常，从方法论上讲，主要看两条：一是要看成因，即当前价格涨幅持续回落并保持较低水平是宏观经济正常运行的必然结果，还是行政干预的人为结果；二是要看后果，即这种价格涨幅趋低是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还是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对此必须做具体分析。
　　从原因看，当前价格总水平呈现涨幅趋低、涨势平缓的总体态势，是近几年来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三个显著变化的合乎规律的反映。
　　第一，经济总量关系发生了由总供求严重失衡到总供求基本平衡的深刻变化，这是促使价格涨幅趋低、涨势平缓的根本原因。物价总水平问题，本质上是宏观总量问题。前几年我国一度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说到底是由于经济过热，投资规模急剧膨胀，消费需求迅速攀升，导致货币供应大幅扩张，造成总需求较大地超过总供给，平衡缺口只能靠多发票子、产品涨价来弥补，从而拉动整个物价总水平上涨。自1993年以来，我国围绕抑制通货膨胀这个突出矛盾，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快增长的势头受到明显抑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1993、1994年的56．8％、30．4％，逐步下降到1995、1996年的17．5％、18．2％，1997年为10.1％左右，进入比较正常的范围。投资规模适当，就能少发票子。狭义货币供应量（MI）增幅由1993、1994年的38．8％、26．2％，逐步下降到1995、1996年的16．8％、18．9％，1997年为16.5％，也处在适度范围。相应地，总供给超过总需求的差额，也由1992、1993、1994年的6．5％、7．3％、6．2％，缩小到1995、1996年的4．8％、4．1％，1997年依然在适度的范围内。物价总水平由走高到趋低的变化，正是供求总量关系深刻变化在物价上的必然反映。
　　第二，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发生了由一度徘徊到连年丰收的重大变化，这是促使价格涨幅趋低、涨势平缓的直接原因。我国目前还是低收入国家，恩格尔系数即食品类消费支出占居民总支出的比重较大（约50％），再加上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消费品，农产品价格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要超过60％。在一定意义上讲，价格总水平的变动，“高也农业，低也农业”。前几年，在经济过热时，土地、资金、劳力等生产要素大量流向“开发区”、“房地产”，搞了不少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加工业，农业生产一度受到严重削弱，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致使粮食、棉花、油料、糖料、蚕茧等主要农业品产量徘徊，在一个时期供应偏紧，从而使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带动了物价总水平大幅上涨。近年来，中央和地方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农业的政策，包括连续提高粮食、棉花等农产品收购价格，实施“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增加，库存充裕，菜篮子生产发展迅速，粮、菜、肉、蛋供应充足，致使食品类价格从过去的涨价“领头羊”变为价格涨幅回落的主导因素。1995、1996、1997年价格总水平分别比上年回落6．9、8．7和5．3个百分点，其中均大约有3／4是由于食品价格回落所致。物价总水平由走高到趋低的变化，正是农业丰收、农产品有效供给明显增加在物价上的反映。
　　第三，商品市场发生了由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历史性转变，这是促使价格涨幅趋低、涨势平缓的重要原因。经过十几年的价格改革，我国90％以上的商品价格已经放开，市场对价格的形成已起主导作用，具体价格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市场供求和竞争，而不取决于政府的行政力量。近几年，在努力增加供给的同时，国家进一步推进改革，扩大开放，规范市场秩序，改进流通体制，使商品尤其是工业消费品整体步入买方市场。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全国443种主要工业消费品全部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大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已实现供求基本平衡，不少产品供过于求。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和市场竞争的加剧，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是反映当前市场供求状况的均衡价格，价格涨不上去，不是行政管制的结果，而是市场约束的结果。
　　从后果看，当前价格涨幅趋低、涨势平缓，并没有导致经济滑坡，整个国民经济依然保持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势头。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价格涨幅由1988年和1989年的18．5％和17．8％，迅速回落到1990年和1991年的2．1％和2．9％，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市场出现疲软。比如，1990年GDP仅增长3．9％，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商品零售额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分别仅为3．2％和0．4％。当前的情况却不同。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在1996年增长9．7％的基础上，继续保持8．8％的增长率，这在世界上都不是一个低速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上年增长18．2％的基础上，又增长10．1％，扣除价格因素仍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7200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7％，已连续37个月保持在10％以上的增长速度；出口增长一直较快，预计全年达到1800亿美元，增长20％。
　　总之，当前价格涨幅趋低，是几年来宏观调控奏效、改革不断深化、宏观经济状况趋好的合乎规律的反应，同时并没有对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相反，保持这种“低通胀、高增长”的发展态势，正是我们多年来所企盼的，必将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当前物价总水平运行状况从总体上讲是正常的、健康的，并不是说不存在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地区粮价过度下滑。90年代以来，国家在6年内连续4次提高粮食定购价格，每市斤由1990年平均0．23元提高到1996年的0．72元；与此同时，集市粮价上涨更快，最高时上升到0．80元—0．90元。粮价的提高，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使农产品有效供给明显增加，为抑制通货膨胀、稳定宏观经济发挥了重大作用。由于影响前几年粮价大幅上涨的因素中，有一些诸如化肥价格上升过猛、国际市场粮价攀升、人为抬价抢购等非正常因素以及部分品种供不应求。随着这些因素的消失，过高上涨的市场粮价适当回落当属正常。但是，一些地方粮价回落过多，特别是一些国有粮食企业逆向运作，在粮食丰收时，不是积极入市收购，而是低价竞销，加剧了粮价过度下滑，则是不正常的。中央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采取了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余粮等措施，情况开始好转。我们相信，只要全国各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切实落实中央的既定政策，不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粮价一定会逐步回升到合理区间。
　　还应当看到，在宏观经济环境明显改善的同时，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国有企业效益低下、下岗待业职工增加等问题比较突出。对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积极妥善地加以解决。然而，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是对症下药，如果药不对症，非但无益反而有害。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这里不可能展开进行深入分析，但可以肯定地说，这些问题并不是物价涨幅低造成的，因而也决不是通过提高价格所能解决的。对此必须有正确的认识。
　　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联系。有的同志认为，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必须有较高的通货膨胀支撑，物价涨幅低，将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要防止速度下滑，就必须提高价格。事实上，从世界各国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来看，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可以有多种组合：一是“双高型”，即高增长、高通胀；二是“双低型”，即低增长、低通胀；三是“高低型”，即高增长、低通胀；四是“低高型”，即低增长、高通胀。因此，不能绝对地说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有着必然的正相关联系。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起飞阶段，长期保持高增长、低通胀格局的事例并不鲜见。近两年来，我们保持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发展势头，受到了国际舆论的高度赞誉。的确，近几年在物价涨幅逐年回落的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也有所回落。但是应当看到，这种增速回落有其合理性，是在高速区间的适当减速，目前8％—9％的经济增长速度并非是一个低速度。还应看到，在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同时，经济增长的质量有所提高，这比起有水分的高增长来说，不是坏事。更应看到的是，当前我国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相当一部分产品不适销对路，在买方市场的格局和市场约束的作用下，多数产品价格不但提不上去，而且还有降价的压力。违反规律人为地提高价格，不仅刺激不了需求，相反还会抑制需求，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如果不在调整结构上下功夫，而是企图通过简单地放松银根，扩张需求，结果只能是产生更多的库存产品和出现更多的亏损企业，如果由此拉动价格上涨，再度引发通货膨胀，其后果更为严重。
　　通过提价不可能解决企业效益低下的问题。面对不少企业开工不足、效益低下、生产经营困难的情况，有的同志提出可否考虑通过有意识地抬高价格来寻求出路。这里首先要对当前企业困难和问题的症结所在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如果把上述企业的困难和问题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中去考察，不难看出，它是我国长期积累下来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在经济降温后的突出表现，形象地说是“水落石出”。前几年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过热现象，强劲的虚假需求使一些劣质产品、低效企业、长线行业似乎都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甚至又上了一些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项目。但是经济过热和虚假需求总是难以持久的。中央采取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后，经济“泡沫”挤掉了，真实的市场需求恢复了本来面目，“大水”落下去了，“石头”显露出来：企业机制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粗放经营的增长方式不适应国内外市场变化和严酷的市场竞争，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管理水平不适应市场需求及其变化等问题重新显露出来。显然这些深层次问题是无法通过提价来解决的。更何况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尤其是工业品价格已基本放开，价格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市场供求，而不取决于政府行为。如果我们违背供求规律，人为地提高商品价格，其后果要么价格得不到市场承认，难以到位；要么加大产品库存，加剧企业的困难，也增大国家银行的困难。应当看到，物价总水平趋低，对总体上缓解企业困难起了积极作用。近两年来，正是由于通货膨胀受到明显抑制，物价涨幅较低，为三次降低利率创造了条件，仅此每年就减轻企业利息负担七八百亿元。
　　采取容忍通货膨胀的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面对我国当前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加，下岗待业人员增多的问题，有些同志主张在“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进行选择，通过容忍通货膨胀来减轻就业压力。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问题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丝毫不能忽视。但问题在于缓解就业压力的根本出路和基本政策是什么？凯恩斯经济学认为，失业的主要原因是总需求不足，因而开出的药方是实行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通过扩大需求增加就业。这在三四十年代发生经济危机时虽起过一定作用，但实践证明，长期以容忍通货膨胀为代价，最终导致了“滞胀”，即高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并存。当前我国停产半停产和下岗待业人员增多的原因，从根本上讲不能说是总需求不足引起的，它不仅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有关，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在调整经济结构、解决长期积累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生产能力过剩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我国工业化步入成熟阶段、传统工业和重工业正经历结构升级所伴生的阵痛。显然，这不是用容忍通胀、扩大需求所能解决的。相反，如果采取刺激通货膨胀的办法，只能形成虚假需求的“泡沫”，低水平重复生产、结构趋同建设再度兴起，或许在短时期内会减少失业，但却会留下较长时期内失业率扩大的“病灶”。真正解决我国失业问题，必须靠优化经济结构调整，特别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始终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只要经济能持续、稳定发展，就业问题总能逐步得到缓解。从这个意义上讲，抑制通货膨胀，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恰恰是逐步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对策。
　　总之，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决不是放松银根、扩张需求所能解决的，更不是通过人为提高价格所能解决的。如果迁就现存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造成的压力，盲目地扩大投资、放松银根、刺激需求、集中提价，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会破坏来之不易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宏观环境，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根本途径在于抓住当前“低通胀”有利时机，切实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从物价工作来说，就是要在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自觉地把物价工作的重点由抑制通货膨胀、控制物价过猛上涨转到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上来，抓住有利时机，继续深化价格改革，完善价格形成机制，调整价格结构，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发展势头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