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博士” [复制链接]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法学博士”
　　萧乾
　　在剑桥，大学辩论是一年一度的盛举。
　　1939年秋天我一到那里，就躬逢其盛。辩论的题目是英国应不应支援中国抗日。当时英国上层从外交大臣哈立法克斯起，颇有些亲日派。照例，辩论双方都可以从外边请名家来助辩。主张应援华的正方，请的是《新政治家》主编金斯立·马丁，反方请的则是已卸任的英驻日大使。
　　辩论大厅是英国议会的雏形，正反方对面而坐。发言时讲求风度，口口声声“贵方”如何如何，语气谦恭，笑里藏刀。这是未来政客的演习场。
　　那天辩论的结果正方获胜，正义占了上风。当观众陆续退场时，我留意到一位英国姑娘正夹着一件男大衣等在会场出口。接着，看到大衣的主人原来就是辩论正方的主辩人。那位英国姑娘有多么神气啊！
　　当时，英法虽已对德宣战，可西线静寂，杳无战事。希特勒在占领波兰、捷克之后，似乎裹足不前了。一时议和的谣诼满天飞，英国的亲德派也蠢蠢欲动。马奇诺战壕里这时还种起了玫瑰。贪图苟安的人们都在揣摩：希特勒一口气吞下大半个欧洲，总该知足了吧。他们大大低估了那个混世魔王的胃口。转年卐字轻骑队就长驱直下，占了大半个法国。于是，英吉利海峡就形成兵临城下的危殆局面。
　　当时英国富人们纷纷携老带小，移居海外。那年夏天，我同几位中国同学也到威尔士西岸的巴茅茨去“避暑”，每天望着出海的渔船，在退了潮的海滨拾着海螺。
　　正当我坐在海滩上望着天际线出神的时候，猛地感到身后有人。一回头，好眼熟！原来是剑桥那次辩论会的主辩人，带着那天帮他穿大衣的英国姑娘。
　　于是，我们相互自我介绍起来。男的许君，是上海青浦人，女的自报叫艾琳。在英国，往往能从一个人的发音就能猜得出他的社会背景。除了伦敦标准音和带有贵族意味的牛津音外，东西伦敦发音就显著不同。属于贫民区的东伦敦口音发“怯”。艾琳的就是这样，而且很快就证实了我的猜测：是位LLD。
　　LLD本是“法学博士”的缩写，但这里的全文却是 landlady＇s daughter（房东太太的女儿）。在英国留学的中国人，除少数幸运者可以住上宿舍（我在王家学院就享受过两年），一般都住在当地肯接纳东方学生的居民家里。那时，每周房价三镑至五镑，有的还管一顿早餐。这些房东往往都有位闺女。周末一道看看电影是常事。艾琳就是一位。她人活泼喜性，见人总笑。在LLD中间，应属上乘。
　　于是，海滨又添了一位朋友——老许。知道他是考上庚款留学来学矿的。这下好啦，人马凑齐，打桥牌再也不三缺一了。每晚纸牌战时，艾琳就总倚坐在他身边，还喜欢为他出出点子。有她在，我们倒也觉得热闹。
　　艾琳只念过初中，年纪又还不够进工厂。英国中下层人很少种族歧视。像艾琳这样的LLD，就巴望着遇上一位东方白马公子，跟着他远走高飞。所以应邀看看电影什么的，是常事，一道出来度度假也很自然。
　　看，老许同艾琳在沙滩上滚得有多欢！洋妞儿可比家里的野多了。
　　老许滚够了，站起来拍拍身上的沙土，新年就跟一批庚款留学生回国了。紧跟着就是珍珠港事变，邮路断了。
　　艾琳三天两头哭丧着脸来找我，撅着嘴说，亨利（这是老许的洋名字）好长日子，一个字儿也没来。这可怎么好！我就开导她说，香港一失守，我连报纸也收不到啦。有什么办法。这就是战争！
　　她找过我好几趟，我都是车轱辘话。气得她再也不来了。
　　那阵子我正忙赶写论文，国内报社又来电催我赶紧向联军办理战地记者证，忙得不亦乐乎，实在顾不上艾琳的事了。
　　另外，我对他们这档子事，也有自己的看法。当然，我还不至于顽固到反对不同种族或国籍的人结婚，问题在于双方有没有真正的感情基础。倘若果真情投意合，当然可以结合。如果一方是留学期间缺个异性的伴儿，女方则指望借着婚姻改善生活处境，那样的结合没法儿巩固；事过境迁，也非吹不可。
　　战后回到上海。一天，我在虹口公园遇上挽臂而行的两个人，男的似曾相识，他见我也愣了一下，凑了过来。
　　呕，老许呀！你不是老萧吗？久违啦！紧紧依偎着他的那位挎白色手提包的，想必就是他的夫人。我们叙了别情，交换了通讯处和电话。
　　这时，“艾琳”的名字直在我喉咙里打转儿，使劲往舌尖儿上挤。可我瞅了一眼那白色手提包，赶忙改了口说：
　　“啊，一晃儿又好几年啦。你老兄可真发福啦！”
　　他忙回说，“彼此，彼此”。
　　分手之后，我倒吸了一口气。亏了没走嘴，去提艾琳，他那位露水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