皓首穷经 矢志不渝——记季羡林先生与中印文化交流 [复制链接]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友谊之花

　　皓首穷经 矢志不渝
　　——记季羡林先生与中印文化交流
　　李文云 李建国
　　在整个世界历史上，像中印两国这样，同处亚洲，同是世界文明古国，同属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又有着至少两千多年文化交流的历史，是十分罕见的。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领域，像季羡林先生这样，六十年如一日，皓首穷经，矢志不渝，在耄耋之年仍为促进中印间的文化交流而辛勤笔耕不辍，也是十分罕见的。季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成为中印两国人民的财富与骄傲。
　　“人民友好是由衷的”
　　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季老多次访问过印度。他满怀对印度人民真挚情感，回忆起1979年访印的情景。由于两国关系经历了不愉快时期，那次访问，季先生是准备了坐冷板凳的。“但结果正相反，印度老百姓的热情让我们难以想象。人民的友好是发自内心的，是由衷的。”在加尔各答，有10万人自发地到机场欢迎中国代表团，代表团实在走不出机场，只得又退回休息大厅，在阳台上与欢迎群众见面。第二次是在孟买火车站，又有十几万人在外边等着欢迎来自中国的客人。车站被围得水泄不通，接待人员叫代表团赶紧走。季老风趣地说，“我们‘杀出一条血路’，才得以离开车站”。
　　“没有文化大革命，我翻不出《罗摩衍那》”
　　季羡林先生是中国现代屈指可数的梵文专家，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通晓吐火罗文的学者之一。“为往圣继绝学”，是先生的宿愿。数十年来，季先生初衷不改，努力把印度文化介绍给中国读者。他先后翻译了印度诗剧《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五卷书》、《佛本生故事》等等。他翻译的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在印度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其中的人物和故事在印度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季先生的汉文译本，是除了英文之外的第二个外文的全译本，受到国际学术界的赞誉，并获得印度贝拿勒斯梵文大学的最高荣誉奖———褒扬状。
　　翻译280万字的《罗摩衍那》的过程颇具传奇色彩。当年，季老离开“牛棚”后，就被打发去看大门。堂堂一个著名教授，每天就是传电话，发报纸，或呆坐在门房里，看书写字是不行的。季老就想了个办法，晚上在家把《罗摩衍那》翻译成散文，写张纸条，白天带到门房，字斟句酌，将散文再改写成韵律优美的诗句。
　　当忆及这段不堪回首的时光，季先生仿佛在讲别人的故事，谈笑着说：“印度有‘不可接触者’（指印度种姓制度中地位最低贱的贱民，他们的身体乃至影子不准碰到上等人），那时，我也是‘不可接触者’，被关进了‘牛棚’，不许讲话，也不许抬头，有人对面给你训半天话，你不知是谁。做‘不可接触者’也有好处，没有干扰。没有文化大革命，我翻不出《罗摩衍那》，没那么多闲功夫。现在我成了‘很可接触者’，忙得不可开交。”
　　中印文化交流是双向的
　　季先生从发愿搞中印文化关系史以来，到现在已近60年，中间虽屡经沧桑，饱历风雨，但探讨中印文化关系之志，始终不渝。我们问及印度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季先生稍加思索后说，“天人合一”。他认为，世界上有中国、印度、伊斯兰、欧美四个文化体系。这四个文化体系又可分为两大类：一东一西，前三个是东，后一个是西。中印文化，诸如佛教，孔子、老子的思想等等，其精髓都是讲“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界应该是朋友。
　　中印文化的交流像黄河和恒河一样源远流长，几千年至今从未中断。但是，印度学术界曾有一种说法，认为1949年以后是印度学中国，而1949年以前则是中国学印度。季老对这种“一边倒”的说法，颇不以为然。他说，印度人民是伟大的、天才的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但他们对历史似乎没有兴趣，因而很难从印度找到中国文化影响的记载。为此，季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丝的传入，到造纸术，到制糖术，一年多以前他完成的80万字的《糖史》，就是这种研究的一部分。他用自己的心血，向世界表明，中印文化交流一直是双向的，中印两国人民在文化方面“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互相渗透，而且到了难解难分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