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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追求高境界——访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亚民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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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98-04-24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努力追求高境界
  ——访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亚民
  本报记者 王力军
  在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亚民的办公室里,整齐地摆放着近年来他们的出版成果:十卷本的《中华文明史》、十八卷本的《中国漫画书系》、三十四卷本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二十卷本的《二十世纪书法经典》、二十册的《二十世纪下半叶新文人画集》、校点后八卷的《太平御览》、十卷本的《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四十八卷的《中国现代小品经典》、五十四卷的“女性文学丛书”、“世界文豪书系”之十二卷本的《屠格涅夫全集》,以及琳琅满目的《中国历代笔记小说集成》、《三味丛书》、《莎士比亚画廊》、《京剧泰斗传记丛书》、《元曲选校注》……面对着这一套套典雅气派的鸿篇巨制,我的内心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冲击和文化的震撼。我想起了著名作家萧乾先生那篇充满喜悦的短文《河北教育出版社带了个好头》,其中写道:“一口气出了这么多外国文学全集和古籍,这是开国以来所罕见的。”于是带着一位爱书人对出版家的景仰,在河北教育出版社精心营造的这座“书城”里,我与王亚民开始了我们的对话。
  记者:就我所了解的情况看,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不算大社,二不算经济实力很强的,但就出版成果而言却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许。面对全国五百多家出版社的激烈竞争,你们何以匹敌于人,立于不败之地呢?
  王亚民:首要的是要让我们出版社的每一个人都看到自身所面临的危机,由此才能产生一种紧迫感和努力进取的动力。书籍出版业中,以出版中小学教材教辅读物的教育出版社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呵护”下获益尤厚;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出版社这块肥沃的“水浇地”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市场经济必然有竞争,出版市场的竞争主要表现在图书生命力的强弱和出版社知名度的高低,如果一个出版社只是盯在教材教辅上,就不会具备走入出版大市场的条件。人们一提起教育出版社往往觉得它在经济上有实力,却常常忽视它的局限。比如由于长期埋头教学参考和教学辅导材料的出版,而使编辑人员眼界不够宽阔,选题观念陈旧,缺乏开拓的思路和办法;长期置身优裕的经济环境中,缺乏人才的流动和优秀人才的引进等。这些问题都隐含着危机。要想在出版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有所作为,就必须认识自己,战胜自己,这就自然有了危机感。如果说这几年我们社有了些变化的话,应该说正是从这种认识开始的。
  记者:这是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但这个过程却是促使观念彻底转变、出版思路彻底调整所不可或缺的。应该说这是一种契机,并不是每个出版社都能及时捕捉到和认识到的。
  王亚民:是的,正是那种不善于从成绩中发现危机的思想,阻碍了我们出版事业的发展。因此,我们从自身情况出发,首先提出实现“两个转变”。一个是从小教育观念向大教育观念的转变。教育不能仅仅是围绕中小学教学做文章,而是要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为塑造一个国家、民族的整体崇高精神和优秀品格尽力。这几年我们重点抓的传统文化、艺术、世界文豪全集三大类图书就是这种大教育观的体现。再一个转变就是选题由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转变。现在一些出版社常用的选题办法是由编辑人员提出选题报编辑室,各编辑室再汇总到出版社,最后形成社里的选题。可以说这种办法基本上是一种堆积,常是“拣到篮子里就是菜”,是一种无序状态。我们从1993年就开始改变这种状态,痛下决心,一举砍掉了一百八十七个这样产生的选题,光退稿费就花了九十八万元。然后由社里确定主攻方向,集中力量,形成规模。到1997年我们的三大类图书都取得了进展,两个效益都很突出。先后有八种图书获得国家三项大奖,如《中华文明史》获“五个一工程”奖,《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研究》获国家图书奖,《中华文明史》、《红罂粟丛书》获中国图书奖,《中国漫画书系》、《屠格涅夫全集》、《二十世纪书法经典》、《鲁迅之世界全集》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女性文学丛书》、《中国现代小品经典》等也受到广泛好评,在图书市场上销势看好。
  记者: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我理解河北教育出版社的这“两个转变”,实际上是一种谋求特色和发挥优势的战略选择,只有在这种选择的基础上,出版社才能踏上一条通往高境界之路。
  王亚民:的确,我是主张出版社要追求高境界的,我也曾写文章专门谈过这个问题。出版事业肩负着人类优秀文化积累和传播的重任,出版家在出版中要追求一种高境界,就是要不断推出选题立意高的图书,在历史长河中留下自己的痕迹。尽管现在出版社不少,有的日子也很红火,但并不意味着都达到了一定的出版境界,关键是要看选题是否有较高的立意和所出图书有无规模,只有下功夫将某类书出版的文章做透,达到质高量足的地步,才能显露出鲜明独特的风格,达到高远的出版境界,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记者:那么,您是怎样来理解出版的选题立意与出版境界的关系问题的呢?
  王亚民:出版社要有高境界,首先要追求高立意的选题。立意高,做不好,图书尚可居中;立意取中,做不好,图书坠入下流;选题根本没有立意,出版的图书就是一堆废纸,甚至贻害社会。那么立意高的选题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这主要有四个,即内容价值的超时空稳定性,内容结构的相对完整性或相对系统性,对社会和读者影响力的长久保持性,以及对于人类文化和文明延伸发展的积累性。它们构成了图书尤其是精品图书最基本的特点和最基本的功能。书籍出版是一种文化积累,是时代留给后人的文化成果。出版社的选题计划中如果能有许多高层次的选题,自然而然也就成了立意高、有境界的出版社。一两套有立意有境界的图书并不说明这个出版社有境界,而有境界的出版社则是拥有许多立意高、有境界的图书,所以,出版境界就是选题风格和选题规模的综合表现。没有这些,无所谓境界。
  记者:追求图书出版的立意与境界不单单是一个理论问题,它需要出版单位落实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那么,河北教育出版社是如何在这方面下功夫的呢?
  王亚民:我们社的全体编辑人员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就是要把全部力量投入到祖国文化的积累与传承上,投入到对出版高境界的追求上。对此,我们提出全社尤其是编辑人员确立四种意识,也可以说这是出版社达到高境界和走向成熟的特征。这四个意识是版图意识、精品意识、形象意识和仓储意识。我这里只谈前两种意识。
  版图意识是指选题的。“版图”对一个出版社来说,就是它较为固定的、甚至独占的图书出版领域,特征是图书的规模化和系列化。一些知名出版社都有其稳固的、别人难以涉足或者涉足也不足与之抗衡的版图,如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计算机类图书现在就占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市场。在出版社强手林立的形势下,就需要寻找图书的空隙,找选题突破口,开辟自己的版图。我们出“世界文豪书系”就是这种意识的体现。我们选一流的译者以一流的图书质量推出这一系列,在中国翻译史、出版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版图意识方面我们坚持三到位,就是选题到位,作者到位,编辑设计到位。选题到位如我前面讲过的,要搞就搞到别人一下难以超过的地步,这方面也有教训,我们出过《冰心选集》,后来福建出了《冰心全集》,效益比我们的好,还获了大奖,我们的与之相比,在内容上大约是少百分之十五,就少了这点,明显比人家差了。作者到位是一定要找到公认的最好的作者,如果你书出到一定程度,有了名气,作者就好找了。编辑设计到位是在编辑装印质量上达到一流,也是达到别人不易超越的地步。有了这些,才能占有版图。
  精品意识是指图书从内容到形式的完美结合,就是老子所说的“天下先”。你出版的图书构思独特,质量很高,别人很难企及。精品意识,不仅内含了图书的精神价值,而且也内含了经济价值。如我社《中国漫画书系》是中国自有漫画以来不同时期十八位漫画家的专集,基本上反映了中国漫画的成就,同时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人间相、世态相的折射和反映。选题应该是填补空白的,有总结过去泽惠未来的意义;而印制装潢更是典雅整饬,又不乏时代气息,这样在形式上从过去相当长时间把漫画当做雕虫小技提升到艺术的殿堂里来,重新确定了它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出版后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现在我社出版的《莎士比亚画廊》等一系列书,都具有精品的品格,它们已远远超过了漫画书系,具有了一种气象、一种气度,也就是具有了一种出版的境界。
  记者:看来,对高境界的追求不但是河北教育出版社,而且也是全国其他几百家出版社所必须认真面对的出版目标。是否有意识自觉地追求这样的境界,是判定一个出版社有无发展前途的重要标准。但现在有一些出版社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下,似乎并没有把握住方向,片面地投“大众”所好,一拥而上制造商业化的热闹氛围。作为一位出版家,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王亚民:出版是出版人的职业,但更是一种有追求、有创造的事业。只盯住眼前利益,而不以一种深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担负起人类优秀文化积累和传播的重任,是一种狭隘的思想。我认为这样的出版决策者并不真正具有市场意识,不能积极开辟和努力培育自己的图书市场。哪个热门炒哪个,这种没有出版总主见的直接表现便是“选题立意低,出版无境界”。表面看产品琳琅满目,却不成体系,更谈不上有特色。事实上,出版立意高的选题,除了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其经济效益也并不一定差。比如我社的“世界文豪书系”二十二位世界文豪的全集出版问世,其社会效益自不待言,仅就其经济效益而言,由于占领了这一市场空间,所以效益是相当可观的,而且也是长期的。我社的学术性图书和艺术类图书也渐渐为社会所承认。我社在今年2月重印了近八十种图书,其中有六十种是学术类图书。所以,从我社出版的学术性的和文化积累的图书看,真正赔钱的并不多,我相信,随着国民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高品位图书的需求会日益强烈。
  记者:不错,应该说,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做法和经验值得许多同业同行认真地去学习。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出版社作为文化产业部门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中起着重要作用,那么您作为出版方面的管理者是如何看待和理解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呢?
  王亚民: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因为它为我们社会的整体进步与提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力”,对经济状况的改善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所以,我们着眼的文化建设事业必须站在这样一个认识的高度。仅仅把文化作为一项产业来发展,把出版仅仅当做一种经济运营方式来看待,是很片面的。出版社作为图书生产单位,需要注重经济效益,否则出版社就难以立身,但出版事业又肩负着人类优秀文化积累和传播的重任,是文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我们的出版工作应该为塑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崇高精神和优秀品格尽一分力,在谋求最大的社会效益的同时,进而谋求最大的经济效益。这样,我们的工作便有了明确的方向。比如我们将要出版的翻译作品有《维特根斯坦全集》(十卷)、《伽达默尔全集》(十卷)、《海德格尔十卷集》等,国内学者有《王瑶全集》、《缪钺全集》、《程千帆全集》、《王季思全集》、《范文澜全集》、《李大钊全集》等,艺术类图书有《世界名画家全集》、《梵高绘画全集》、《伦勃朗全集》、《艺术家艺丛》、《中国佛教之旅》、《中国园林之旅》等,儿童类图书有《未驯服的世界丛书》、《七色花儿童童话丛书》、《绿蟾蜍儿童小说丛书》等,都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策划的,事实证明,这样高品位的图书以其作者的魅力和作品的划时代意义,随着时光的流逝会获得很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文化产业需要大力发展,但必须在有利于整个文化事业发展的前提下释放潜能,我们社将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记者:您所说的这一切,按我的理解,还是那“境界”二字;追求这样的高境界的确很难,但作为一个出版社能有这样自觉的追求似乎更难,更可贵。
  王亚民:坚持这样的追求的确很难,但在过去几年,“两个转变”和“四个意识”已成为我社的主导思想,奠定了我们的出版基础。我们将在巩固已形成规模的传统文化、艺术、世界文豪全集三大类图书阵地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将最优秀的精神食粮奉献给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我不敢说,现在的河北教育出版社已达到了出版的高境界,但我可以说,向着这个目标,我们一直在努力!
 图为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明史》。(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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