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勋卓著 名将风范——深切悼念王平同志 [复制链接]

第12版(纪念与回忆·统一战线)
专栏：

　　功勋卓著 名将风范
　　——深切悼念王平同志
　　张万年 迟浩田
　　王平同志与世长辞，我们悲痛的心情难以言表。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他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的各个重要历史阶段，经受了长期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时期各种政治风浪的考验，曾经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教诲和器重。在长达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南征北战、纵横驰骋、艰苦奋斗、忘我工作，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为祖国的繁荣和我军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不愧为我们党和军队一位勋劳卓著、文武双全、军政兼优的老将军和党性坚强、品德高尚的老战士。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一）
　　王平同志出身于贫苦家庭。艰辛生活的磨炼，不平社会的经历，进步书刊的影响，使他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北伐风暴席卷鄂东南地区时，19岁的王平参加乡农会，走上革命的道路。他宣传革命道理，带领农民群众斗土豪，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使农民运动的烈火燃烧到周围区县。后来，革命转入低潮，在白色恐怖猖獗的血雨腥风面前，王平同志没有退缩，坚持为党工作，继续组织党的外围组织农委会，接待、掩护了大批党的秘密工作人员。在这期间，他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几经周折，终于在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后实现了夙愿。
　　王平同志参军不久，部队即奉命攻打长沙。当时党内存在严重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企图通过夺取国民党占领的一两个中心城市实现革命的胜利。在部队第二次攻打长沙时，由于敌我力量异常悬殊，官兵伤亡惨重，一些意志薄弱者开小差、脱离部队。当时有个同乡劝王平一起离队，他坚决拒绝，还动员说服了一批同乡留在部队，坚持革命不动摇。“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打成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迫害。在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面前，他始终保持对党的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大义凛然地进行斗争，不讲假话，不写假材料，不出卖同志，竭力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
　　他坚决拥护党的正确领导，在事关党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头脑清醒，立场坚定。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企图分裂党中央、分裂红军，他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率部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撤离险境。抗日战争时期，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和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面前，他认真贯彻我党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抵制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使冀西、冀中和冀晋根据地的工作卓有成效。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王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表态，坚决拥护邓小平同志的正确主张，建议在全军深入开展这一讨论。总后系统很快组织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清除“左”的思想，认清“两个凡是”的危害，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他晚年病重期间，仍然十分关心党和军队建设，不忘提醒大家，要自觉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权威，为党、国家和军队建设多做贡献，充分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和军队事业的一片赤胆忠心。
　　（二）
　　王平同志是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逐渐成长起来的高级将领，参与和组织指挥过许多重要战役战斗。无论是当士兵还是当将军、从事军事工作还是从事政治工作、做部队工作还是做院校工作、在基层还是在总部，他都勇挑重担，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军、作战经验。
　　他注重培养部队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红军时期，王平同志较长一段时间担任红十一团政治委员，他重视用革命思想教育官兵，激发官兵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他领导下，红十一团敢打恶仗、险仗、硬仗，善于长途奔袭和连续作战，在反“围剿”作战中屡屡重创敌军。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保卫战，敌人凭借优势兵力将我军压缩至广昌城内，并突破我军防御阵地，冲到红军指挥部前面。在此危急时刻，红十一团作为红三军团预备队，奉命对敌反击。王平同志带领部队冒着敌机轮番轰炸扫射，前仆后继，勇猛拼杀。在部队两个营大多数同志牺牲、连队平均只剩二三十人的情况下，他身先士卒，指挥部队顽强战斗，终于击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保卫了红军指挥部的安全。战后，军团长彭德怀称赞说：“这是红军政治思想觉悟的最高体现，是政治工作高度发挥作用的结果。”长征途中，红十一团一直担任红三军团的前卫或后卫，参加了夺取娄山关、四渡赤水等著名战役战斗。在保卫党中央的遵义战斗中，敌人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对红军主力形成三面围攻态势。当时，情况非常危急，朱德总司令下达作战任务时讲，“中央机关在城里，背后是乌江，这是背水一战，一定要打好，如果敌人进了城，红军都得到乌江喝水”。为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王平同志同其他团领导一起率领部队，激战数日，在友邻部队的配合支援下，打垮了敌人一个旅，为取得长征途中第一个大胜仗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时期，在敌人长期“扫荡”的日子里，王平同志积劳成疾，长时间发高烧，头发、眉毛烧掉了，耳朵也烧聋了，但他仍坚持战斗在最前线，坐在担架上指挥部队作战。
　　他具有杰出的组织才能和高超的指挥艺术，善于打开对敌斗争新局面。抗战时期，王平同志参与开辟、建立、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工作，多次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表扬。1937年，他到阜平仅两个月，就组织了数千人的抗日义勇军。在担任晋冀察军区第三军分区政委和冀中军区政委期间，通过团结、争取、收编和改造民间抗日武装，为八路军主力部队输送了十几个团的兵力。1944年，他率部进军雁北、挺进绥东，在平绥路以北开辟新的根据地，打开了延安到东北的通道，为建立东北战略基地作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了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和平津战役中重要作战的指挥，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清风店战役中，王平同志指挥部队浴血激战两昼夜，阻滞和拖住了敌人，为合围并全歼国民党主力第三军创造了战机。这是晋察冀部队转入战略进攻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他善于审时度势，灵活运用军事、政治手段打击敌人。在解放大同的战斗中，王平同志针对守敌兵力、装备处于优势的情况，在指挥部队坚决打击企图突围之敌的同时，巧妙分化敌上层关系，发起强大的政治攻势，动摇其军心，瓦解其士气，迫使守敌1．7万多人缴械投降。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了打击敌军的嚣张气焰，促使和平早日实现，他与杨勇司令员抓住战机，发起了志愿军赴朝后的最后一个战役———金城反击战，激战14昼夜，收复160平方公里土地，把战线向南推进了3至6公里，迫使敌人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这次战役，成为我军历史上大规模阵地进攻战的典型战例。
　　（三）
　　王平同志在军队担任过许多重要领导职务，特别是在政治工作领导岗位上时间比较长，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和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做什么工作，他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从实践中发现和坚持真理，纠正错误，努力做好各项工作。
　　他尊重客观实际，注意调查研究。1937年8月，王平同志任冀中军区政治委员，上任第一天，军区政治部报来第二天准备枪决的28个所谓“托派”、“汉奸”的名单。涉及这么多人，王平同志没有贸然批准，而是连夜逐一复审，结果发现所定的“罪名”均不属实，于是果断命令全部免除死刑，并实事求是地分别作了处理。在军事学院工作期间，为进一步适应我军建设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需要，他深入教学第一线，认真听取教员、学员的意见和建议，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比如，他强调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既吸收外军先进经验、研究对手的作战理论，又用发展的观点研究和总结我军的作战经验，探索现代条件下诸兵种联合作战的战略战术和政治工作规律，以提高学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军事理论素养和组织指挥能力。这对于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提高教学质量，为军队建设培养更多更好的中高级治军人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他敢于坚持真理，同错误路线进行顽强斗争。王平同志1975年重新出来工作后，先后到军委炮兵、武汉军区和总后勤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他根据叶剑英、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排除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冒着再次被打倒的风险，整顿部队的作风纪律，落实干部政策。在炮兵工作时，他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仅5个月就为287名同志恢复了名誉，安排了工作。在武汉军区工作时，正值“四人帮”插手军队，他与杨得志司令员一道，坚决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狠抓部队全面整顿，改组“软、懒、散”班子，调整“骄、奢、惰”的干部，认真解决部队作风纪律问题，采取积极措施保持了部队稳定。他十分重视部队的教育训练，积极支持和领导军区组织的加强步兵师检验性演习，并在演习现场作了近两小时的即席讲话，要求部队克服思想疑虑，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把被林彪破坏部队教育训练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这在当时的条件下，为恢复我军重视教育训练、重视提高战斗力的光荣传统带了好头，受到参加观摩演习的全军各大单位领导同志的赞扬。1977年12月，王平同志调到总后勤部任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那时总后勤部是被林彪、“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他认真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解决总后问题的指示精神，排除一切阻力，对林彪、“四人帮”的罪行进行“揭批查”。他同当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张震同志一起，以很大精力抓党的干部政策的落实，推翻了113个假集团案，并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大张旗鼓地为2700名干部和群众平反昭雪。这在军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也为总后系统全面拨乱反正作了组织准备。
　　他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积极探索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特点和规律。1961年，他结合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和抗美援朝的经历，对我军战时政治工作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写出了《战时政治工作几点体会》等文章，其中的许多观点和论述在今天仍有指导意义。1955年，他任总参谋部动员部部长时，积极开展国防动员规律及法制化的研究论证，从我国国情出发，在继承人民战争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别国特别是原苏联的经验，组织制定了一整套动员工作和法规，为我国国防动员的规范化、法制化作出了贡献。他在总后工作期间，根据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新形势，同张震同志一道，制定了后勤工作要坚持面向部队、面向基层，为部队服务、为战备服务的“两个面向”、“两个服务”的指导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全军后勤建设。他针对总后系统院校、医院、科研单位多的特点，强调政治工作要结合实际，充分发挥保障和服务作用。他积极建议并参与组织了全军后勤边防海岛和仓库等大检查，解决部队积存多年的困难和问题，促进了部队建设。1979年11月，王平同志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更直接地参与军队建设重大问题的决策和方针政策的制定。为使我军后勤建设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他与洪学智同志积极建议军委解决各级后勤主要领导参加同级党委常委的问题，得到了军委主席邓小平的肯定。这项制度在全军贯彻落实，有力地促进了新时期军队后勤建设。
　　（四）
　　王平同志作为一位在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党内军内享有很高的威望。但他功高不自居、位高不自傲、名重不自恃，始终保持着老红军的政治本色和高尚品德。
　　他从不计较职位高低，能上能下。红军初期，上级决定他担任团政治委员，由于译电员把命令译错，任命了另一位同志，他毫无怨言。后来组织上任命他当团政治处主任，他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全力配合团领导把该团建设成为红军著名的英雄团。在总后工作时，他针对机关领导干部队伍存在着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业务水平不高的问题，就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说服他们响应党中央关于干部队伍年轻化的号召，自觉服从军队建设大局，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他自己更是率先垂范，三次以口头和书面形式请求退出领导岗位，表现出一位老共产党员视名利淡如水、视事业重如山的高尚情操。
　　他胸怀广阔，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他在各级岗位上，总是能以自己的坦诚、豁达、宽容赢得同志们的信任，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搞好党委班子的团结。他先后与许多高级将领共事，都配合得很默契。他始终把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每次下部队视察和调研，总要摸清干部、战士生活怎么样，农副业生产搞得怎么样，甚至对住房、洗澡等问题也要一一过问。他和战争年代熟悉的老同志、老英模、老部下、老战士和老房东，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旦知道这些同志有困难，总是热心帮助。他熟悉的同志生病住院，不论职务高低，都要前去看望，去世了都要亲自前往悼唁。他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为灾区群众和希望工程捐钱捐物，时时处处表现出关心爱护人民的赤子之心。他对自己要求严格，生活十分简朴，从来不搞特殊，走到哪里都反对铺张浪费，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
　　斯人长逝，风范犹存。王平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光辉业绩将永存青史。他的优秀品质、高尚情操和优良作风，将激励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周围，积极推进军队的建设与改革，把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面推向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