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五四年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武汉人民战胜了历史上的最大洪水

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五四年
　本报记者　曹葆铭
近百年来，武汉人民遭到两次特大的洪水袭击：一次在一九三一年，一次在一九五四年。
在一九三一年夏天到秋天，武汉三镇都被淹没在大水里。七月末，冲破了中山公园对面铁路单孔的长江洪水，直向汉口市内汹涌奔来。毫无准备的市民有楼的上楼，无楼的上屋顶，房矮的爬上树梢；儿哭娘嚎，全市陷入一片混乱。那时候，单洞门水深一丈四、五，中山大道和江汉关的水也有四、五尺深，繁华的市区变成了一座水城。划子和门板、木盆代替了车辆，楼房的窗口成了上下船只的码头，街道上时有死尸漂过。在洪水进市的三、四天中，捞起的浮尸便有一千多具。
在一九五四年，武汉人民创造了历史的奇迹。高出平地一丈至两丈的洪水始终被挡在坚固的堤防之外，狂风巨浪的威力也被那称为“水上长城”的防浪木排削减了一半。国营武汉第一棉纺织厂和江岸机车车辆修理工厂等许多沿江沿河的工厂，洪水位比厂房的窗户还高，而工人们依然坚持着生产。长江大桥工程局的钻探船，一直在波涛滚滚的大江中钻取江底的岩心。商店照常营业。街口的扩音器不时播出雄壮的歌声。星期日，中山公园里充满了游人。中秋节的晚上，武汉人民依然备办了月饼和水果，家人们团聚在一块赏月。
两次洪水，两种结果。这是为什么呢？是今年的洪水小些吗？不是的。今年的洪水是百年未有的洪水，它比一九三一年的最高水位（二八点二八公尺）还高一点四五公尺。是今年的洪水来得迟些吗？不是的。今年的洪水六月下旬便超过了武汉警戒水位，比一九三一年早一个多月。是今年的洪水退得快些吗？也不是的。一九三一年的洪水只有一天达到了二八点二八公尺，而今年从七月十八日起就超过了这个水位，一直在历史最高水位上持续了五十八天。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经历了两次洪水的老太婆赵光才用一句话说明了这个问题。她说：
“这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呀！我们国家如今是我们人民当家，是毛主席当家，有了好当家的，什么事都跟从前不一样啦！”
武汉从满清修筑堤防以来，便在海关附加了专门用来培修堤防的“堤工捐”，一年要收近百万的银元。这笔钱最初还有很小一部分用到堤上，过后就一点也没用上。银元到哪里去了呢？汉口“川江隆”烟膏店破产的案件泄露出了真相，原来被伪湖北省主席何成浚交给商人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去了。后来又被蒋贼介石公开调去充作屠杀人民的内战军费。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五日分金炉决口，反动统治者并不理会。当七月三十日丹水池决口二百六十公尺，全市人心惶惶的时候，何成浚、刘文岛、夏斗寅等几个反动头子正在“既济水电公司”总经理家里赌钱。他们的部下去向他们作报告，他们认为还有铁路埂挡住，不要紧，仍旧赌下去。不久由丹水池进来的洪水冲破了铁路单孔，淹没了汉口全市，他们才成立起有名无实的武汉防险处，并且限令他们的部下用那仅有的十部人力水车和三部临时租来的十匹马力的抽水机，“在三天之内，将全市洪水排入江中”。这是多么荒诞的事啊！
在一九三一年洪水期间，据伪政府自己宣称，所动员的力量，只是数百名工人、十部水车、三部抽水机与五千条麻袋、两万斤芦柴。其中许多物资还被他们贪污中饱了。当七月三十日早晨五点半钟丹水池溃口二十六公尺时，只有两三百名工人零零落落地前去抢救，并且没有材料，要什么缺什么。挨到十点钟，洪水又冲开了第二个口子，二百六十公尺宽，高出平地数尺的洪水往堤内直涌，经过外江的三只木船也被吸进缺口沉没了。也就是这股洪水席卷了汉口全市千千万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新中国诞生以后，各种堤防捐都取消了，但全国兴起了空前未有的水利工程：根治淮河，官厅水库和荆江分洪都是世界著名的大工程。武汉人民也亲眼看见人民政府每年花大力量来培修年久失修的大小张公堤。从今年六月二十七日起，武汉便展开了全面的防汛工作。工人、农民、解放军、学生和干部，一共二十三万人，在党的号召下，走上了堤防。武汉市代市长王任重的办公室里，每天都有北京的长途电话，中央的负责同志随时了解着武汉防汛情况，并给予指示。在防汛中累病了的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大热天里继续坚持工作。他和许多防汛副指挥每天从晚上八点工作到次晨两三点钟，天一明，又忙着出发巡视堤防去。
在防汛期中，武汉防汛指挥部向任何地方发出电报，当地的党委和人民政府便连夜设法满足武汉的要求。单是从数十里外的滠口、祁家湾等地运来的泥土和石头，便有二百七十多万方，如全部装上火车，可从汉口一直排到北京。全国支援的抽水机有三百九十二台，一万二千匹马力；它们在两月零五天中所排除的水量，全国六亿人每人平均得挑四担，使渍水所淹的农田全部露出了水面。另外还有六百万条麻袋、四百万个草包、四百万斤芦柴和十六万根木料，还有一千多辆汽车、五十五艘轮船、三十个火车头和六百四十个车皮。由空军飞机载送来的海军潜水员、由华北调来的列车发电站和来自黄河的埽坝工人，也都参加了武汉防汛。就靠着这雄厚的人力、物力，武汉人民把一百多公里长的堤防全面加厚加固，同时普遍加高到三十点五公尺以上；在堤外修建了长达九十多里的防浪木排。
在那洪水不断上涨和狂风暴雨的日子里，为了确保我国中部的重镇——武汉，荆江分洪区和洪湖的农民都主动要求分洪，减弱水势。二十多万防汛抢险人员日夜警戒在堤防上，成百上千的汽车、火车和轮船一刻不停地抢运着防汛器材。七月二十九日中午十一点钟，巨大的风浪使丹水池的堤面崩塌了二十多公尺，但由于事前准备充分，在五分钟之内，一千多名抢险队员都上了险地。七十多人立即跳下水去结成“人堤”，用身体挡住风浪，后面的人便冒着狂风暴雨搬石头，运麻包，四十分钟便堵住了缺口。
一九三一年水灾期间，伪汉口市长刘文岛等勾结大商家将粮食、布匹和许多生活必需品囤积起来，连治痢疾的特效药也搜罗一空，物价暴涨，大米每升由一角涨到二角二，而且拿着钱也很难买到。伪政府借此实行“裁、减、并”，革除了许多靠薪资过活的公教人员。留职人员的薪资也被他们七折八扣，并且拖欠了六个月没发。伪警备司令夏斗寅和参谋长叶蓬在“维持治安”的招牌下，见了船只就“拉差”，能出钱贿赂他们的还可以放走，出不起钱的便被他们拉去，再用高价租给大商家使唤。他们最后还向人民勒索了两万块银元的“划子巡查费”。
在一九三一年里，人民受到天灾，又受到反动统治者重重盘剥和压榨，据伪政府记载，当时武汉急待赈济的灾民“已逾五十万人”。这些灾民都聚集在铁路埂上和黑山、洪山的荒地上，上面太阳晒，下面水气蒸。他们都是在仓惶中逃出一条性命来的，家里很少的一点衣物都被洪水冲光了，这时要吃没吃的，要喝没喝的，许多人就靠捞水草为食。许多孕妇都在荒地或破茅棚里生小孩，还被伪警察认为“有碍秩序”，四处逼赶。那时候，全市的粪便和脏水无处消纳，都倒在附近的水里，弄得蚊蝇群聚，臭气薰天；而灾民们还从这死水里打水喝。结果，霍乱、伤寒、痢疾等疫病蔓延，四处都看得见死人。在黑山、洪山等灾民区，饿死、病死的灾民都来不及掩埋，便挖几个千人坑，一层一层往里堆。据伪湖北水灾急赈委员会等从八月到次年四月的统计，他们掩埋的灾民便有三万二千六百零五人。实际死亡的人数比这还多得多。
在一九五四年武汉防汛期间，国家进行了有计划的调拨，充分供应了武汉市粮、油、盐、煤、肉、布匹和日用百货。一度发生困难的菜蔬，也由全国各地支援。太原的包菜、江西的冬瓜、内蒙古和东北的马铃薯、四川的榨菜、江苏浙江的雪里红，另外还有许多豆制品和蛋品，源源不断地运来，每日上市的菜蔬跟平日相差不多。为了及时把这些生活品送到人民手里，和繁忙的防汛器材运输的同时，载重汽车川流不息地把大米和面粉运到全市一百八十个供应站上。米面加工厂的工人们，日夜碾制大米和面粉。在郊区渍水地带和堤防线上，三百多个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的工作者，亲自挑着货郎担，推着手车和三轮车，驾着小船，把粮食、油盐和菜蔬送到流动供应站去。武汉物价始终稳定，人民生活一直正常。
为了及时防预和消除因洪水而发生的疫病，人民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饮水消毒、污物处理、灭蝇灭蚊、预防注射等工作，同时组织了一千八百名医务人员（其中有三百四十一名医生）给防汛人员和受渍水淹的人家进行免费治疗。大多数医疗组不仅白天进行治疗，而且晚上也到工棚去，给工人盖被子，弄好蚊帐，同大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医生高光述和闻亦齐还研究出医治因出汗过多而产生急性高烧病症的特效办法，在全市普遍推广。
在武汉关附近的居巷（街名）住了三十多年的老太婆赵尖才，一九三一年带着五岁的女儿、三岁的儿子，逃到汉阳姥姥家去躲大水；结果姥姥家门前的堤防也冲破了，又逃到荒地里去住了两天两宿。而今年洪水期间，她的女儿和儿子、媳妇都在工厂里作工，每天照常上班，家里只留下她和她的老伴照顾四个孙儿女，生活很安定。丹水池附近的居民黄世庭，一九三一年发大水时全家被淹，只抢出了一顶破蚊帐；而今年他家还住在这个老地方，安然地欢度着中秋节。他家按照湖北民间的习惯，早上吃了汤元，中午喝了酒，晚上吃了月饼，一家老小过着幸福团圆的生活。
少数渍水区和堤外被水淹的人家，都由人民政府逐一加以安置。生活困难的，也由政府加以救济；政府并帮助他们排除渍水，组织他们生产自救，重建家园。武汉市卫生局还在这些受灾的人家设立了三十八个分娩室，总共为祖国接待了五百九十七位新来的小公民。两次家里都被水淹的西马街居民邓凤英，回忆起一九三一年她在铁路边上破茅棚里生小孩的情形：几天没吃没喝，家里的人有一次抢到两个黑馍也掉到水里去了；……实在饿得不行。今年又遇上她媳妇生小孩，产前由协和医院用救护车接去，产后又是糖水，又是热面，……公家供应的东西吃喝不完。她激动地托人写了封信给她儿子，嘱咐他“好生守住堤防，保住武汉，感谢毛主席”。树人小学三年级学生左凤林小姑娘的家被淹了，人民政府把她家安置在市立第八女中，她仍然照常做她的暑期作业。在做“…不但…还…”的联句时，她写道：“人民政府这样好，不但帮助我们从水淹的地方搬出来，还照顾我们的生活，派医生给我们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