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重教爱中华——纪念父亲庄希泉逝世十周年 [复制链接]

第12版(统一战线·纪念与回忆)
专栏：

　　毕生重教爱中华
　　——纪念父亲庄希泉逝世十周年
　　庄炎林
　　我国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侨务工作主要领导人之一——我的父亲庄希泉先生，走完他“永爱中华、此志不渝”的百年人生历程，离别我们已经整整10个年头了。1988年5月14日父亲辞世之后，党和人民对他一生业绩的高度评价，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海内外侨界人士对他的深切悼念之情，使我至今感怀不已，铭记难忘。在那最为悲痛的日子里，我追思父亲历尽沧桑的人生之路：他从一个辛亥革命时在海外加入同盟会的旧民主主义爱国者，求真务实地随着时代不断前进，为祖国的独立解放和繁荣富强而奋斗不息、奉献一切，直到在新中国担任中侨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侨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以95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终于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英名永存中华民族史册。我深切地感到，父亲这位世纪老人一生饱经忧患、历尽坎坷，而他晚年最为欣慰的是，亲眼看到了打倒“四人帮”，结束“文革”；亲眼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伟大历史变革，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改革开放给祖国带来的无限生机和活力。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对祖国未来充满信心。然而，平生无憾事的父亲，在他最后的岁月里，每当他回顾自己的经历，叙说他对发展教育事业的难割难舍之情，讲述他对香港和台湾的特殊情感，对祖国统一的殷切期盼之心，那种此志未了、此愿未遂的感慨，使我至今记忆犹新。值得欣喜的是，10年后的今天，父亲未了的心愿又有了历史性的进展。在纪念父亲逝世10周年之际，我追思他斗争业绩的一些片断……
　　父亲和我母亲余佩皋一起，从1917年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女子师范学校（后改名南洋女子中学，至今仍为新加坡名校）开展华侨教育，探索“教育救国”道路起，不仅毕生重教兴教，而且始终是和他的爱国斗争紧密结合的。他创办的南洋女中在新加坡首先响应“五四”运动，带头上街示威游行。英国殖民当局为了限制、扼杀华侨教育，镇压华侨爱国活动，抛出了苛刻无理的《海峡教育条例草案》，激起了新马地区300多所侨校师生和数百万华侨的义愤。父亲和母亲联合陈寿民、张国基等华侨教育界人士，发动了一场震惊马来半岛的“争人权，反苛例”的斗争，在抗议书上签名者达20多万人。父亲作为3名请愿代表之一，被殖民当局忌恨在心。他们下令拘捕父亲并把他关进监狱，进行秘密审讯。父亲以被华侨誉为“伟丈夫”的英勇气概，坚贞不屈而又机智果敢地与殖民当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官司一直打到英国伦敦。最后，“总督违法败诉，庄希泉予以释放”。这场斗争的胜利震动了南洋侨界，大长海外侨胞志气，大灭殖民当局威风。但是，殖民当局恼羞成怒，在父亲和母亲结婚第二天，又无理下令拘捕他，并判处“永远驱逐出境”。父亲回国后，和母亲等人一起编写了数十万字的《南洋英属教育之危机》一书，揭露殖民当局的罪恶行径。接着，他们在爱国侨胞支持下，在便于华侨回国就学的厦门庄氏祖业之地创办厦南女子中学。
　　厦南女中以教育和救国相结合为宗旨，克服种种艰难困苦，努力培育人才，又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前列。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厦南女中师生带头上街游行宣传，抵制日货，为受难同胞募捐。为此，日本驻厦门领事馆和国民党右派相勾结，将父亲无理拘捕并押送台湾。母亲遭暗枪袭击后，在反动军警包围厦南女中要抓捕她的危险时刻，在亲朋好友帮助下，从学校后山脱险。此后，父亲虽然奔波于海内外投身爱国斗争，但他一直倾心文化教育事业。在菲律宾父亲与王雨亭创办《前驱日报》和经营进步电影，在上海他曾担任地下党活动阵地的泉漳中学的董事长，与我母亲余佩皋等一起创办曙光公学、强华小学。抗战时期在香港的险恶环境中，他还创办了建光学校、立华女中。建国后，他更是积极支持促进华侨教育事业，对十年浩劫摧残教育事业的恶果十分痛惜，晚年还担任华侨大学董事长，为教育事业不遗余力。同时，他深感我们对教育重视不够，投入太少，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时兴慨叹。今天，可以告慰于父亲的是，党的十五大已经确立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江泽民总书记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多次阐明科教兴国的重要性。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向世人郑重宣布：“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的人，同时制止重复建设，把钱省下来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我们有决心进一步把科教兴国方针贯彻到底。”我深知，一生以“教育救国”为己任的父亲，在天之灵听到党和政府历史性宣告科教兴国战略方针的确立和实施，定会倍感欣慰。同时，父亲为教育事业而奋斗不息的精神，也一定会激励人们为贯彻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而多作贡献。
　　作为爱国华侨领袖，父亲在可歌可泣的斗争历程中，和台湾及香港、澳门有着特殊的感情，对祖国的统一格外期盼。1925年7月4日，父亲因在厦门联合社会各界声援“五卅”受难同胞，抵制日货，日本驻厦门领事馆即以我祖父庄有理曾在台湾经商，有台湾居留证为由，无理地把父亲作为日本侨民（当时台湾被日本占领统治）强行押送台湾审判，引起了厦门80多个团体出面交涉抗议。上船离港之时，面对数千示威声援的送别群众，父亲大声疾呼：“我是中国人！”父亲在台湾监狱被关押9个多月，受尽折磨，不屈不挠，在多方营救和舆论压力下，日本统治当局只得将他释放，但规定他只能在台湾和日本居住，不能回中国大陆。父亲当然不肯就范。他想了个金蝉脱壳的办法，先到日本东京停留一段时间，再搭乘途经上海去台北的轮船，当船经靠上海码头时，他乘人不备，丢下行李，离船潜回上海市区。尔后，他即申办中国公民证，并在报上发表声明：“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而且特意取名“庄一中”，刻一方章，以明心迹。这段经历，使父亲对台湾怀有特殊感情。而香港、澳门，又是父亲和我从事革命活动关系密切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父亲从菲律宾移居香港，一方面创办学校，安置内地流落香港的青少年，培养抗战人才，一方面又发起组织与主持闽台抗日救亡同志会，和台湾革命同盟一起救济难民，出版《战时日本》杂志，全力投入抗日救国活动。同时，他又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由海外向延安和内地输送抗日人士。1938年7月，我第一次到香港，就是父亲要安排包括我在内的一批知识青年去延安。我从踏上香港土地那一刻起，亲眼见到中国人在香港地位之低下，所见所闻，时时感到一股屈辱之情徘徊心头。面前的香港早在英国统治之下，而身后的祖国大陆又遭日寇铁蹄践踏，胸中愤恨，怎能平息？当父亲带我到中共驻香港办事处，见到连贯同志等亲人后，我真是热血冲腾，恨不得马上奔赴延安投身火热的抗日斗争。可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交通阻塞，一时去不了延安。我急于早日到内地抗战而不愿久居香港，父亲便安排我到广西，在桂林参加地下党工作，投身抗日游击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即告沦陷，在香港的许多著名爱国人士处境十分危险。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领导下，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和驻香港办事处直接指挥，在香港开展了一场艰难曲折、险象环生的成功的秘密大营救活动。父亲就是在这次大营救中，回到广西桂林，继续投身抗日文化教育活动。此次在香港被党营救脱险，父亲和我对党的感情愈益深厚。因而，当1942年7月，中共南方局工委遭破坏，广西地下党也遭破坏的非常困难之际，父亲不仅利用华侨的关系，帮助地下党进行联系和妥善安置，支持我从地下党广西大学支部出来担任省委交通联络员，而且为了解决地下党面临的经济困难，主动提出运回和变卖留在香港的家产，供地下党作抗战经费。在党组织支持下，父亲和我及地下党员梁林等一行7人，从桂林长途跋涉到广州湾、澳门。父亲因目标太大而留驻澳门，我和其他两位同志设法进入日本占领下的香港，把动产全部运回变卖，带回广西作为党的抗战活动经费。这段难忘经历，我至今历历在目。抗战胜利后，父亲作为著名侨领在新加坡等地，时而也在香港，联系海外侨胞，支援祖国解放战争。解放前夕他根据周恩来同志电示，专程从香港飞赴新加坡，当面转达中共中央邀请陈嘉庚先生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回国担任中侨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侨联主席等重要职务。他深感有1／3人口是归侨、侨眷的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大量海外侨胞和内地亲友会晤之地，恰恰是使海外侨胞了解新中国的重要地区，因而要特别重视和做好在香港的海外联络工作。而每会见一次香港的亲友同胞，他都会想起当年在香港的斗争经历，期盼香港早日回归祖国之情也油然而生，同时又会情不自禁地讲起他和台湾的特殊关系，总想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统一大业多作贡献。直到百岁辞世之前，他还是那么深情地期盼着祖国早日统一。今天，我们终于洗刷了历史的耻辱，香港已经顺利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明年澳门也将顺利回归。“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地实施，也必将对台湾和祖国大陆的统一起到巨大促进作用。我深信，父亲地下有知，也会含笑九泉。
　　江泽民总书记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讲话中深情地说：“我们要感谢中华民族的爱国志士们，他们在近代百年间，为挽救民族危亡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我们更要感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一切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做出贡献的人们，他们建立的千秋功业，为祖国今天和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纪念父亲逝世10周年之际，我感到分外欣慰的是，父亲海内外的至亲好友为了更好地纪念他，实现他在弥留之际愿将遗留财产为未竟事业再作贡献的遗愿，在各方面支持下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庄希泉基金会已经成立。为了弘扬他的爱国精神，在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董寅初、霍英东、马万祺、罗豪才、庄世平、徐四民、徐展堂、黄克立等33位海内外著名人士联名提案，要求在厦门厦南女中旧址及庄氏祖业故居建立庄希泉纪念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由中共福建省委、厦门市委呈报，经中央有关部门审定并经中央领导同意，中央已正式批准在厦门建立庄希泉纪念馆。我们一定要在各有关方面积极支持下，切实办好庄希泉基金会和建设好庄希泉纪念馆，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快国家的经济建设，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