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文学提供了什么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学观察)
专栏：

　　又是一年春草绿。回首去岁文坛，繁花似锦，斑斓绚丽。我们既有收获的喜悦，也有些许遗憾。在岁末年初之际，特邀几位文学评论家对此进行要言不烦的评说——
　　一九九七，文学提供了什么
　　●雷达
　　更求长篇精品
　　1997年一年，长篇小说整体上看，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时代的发展呼唤长篇小说，丰富的、开放的、新旧交替的时代变革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震荡和思想裂变，具有巨大艺术概括力的长篇小说是表现这宏阔历史场景的有效形式。
　　如果说八十年代标志性的文学形式是中篇小说，那么九十年代标志性的领衔文学形式则是长篇小说。1997年出现的《抉择》、《人间正道》等都是这样应大时代之运而生的佳作。但总的说来1997年的长篇精品不多。从长篇创作的整体态势来看，最重要的是要尊重长篇的艺术规律，一不要不顾作家自身才力、气质和题材的限制纷纷“产”长篇，二不要为急速应答市场需求和改编电视剧的诱惑而片面追求速度，使许多“半成品”障人眼目。
　　文学史上的长篇，只要能在人们心中留下点东西，都是十年一剑的辛苦之作，而好的长篇则往往是作者毕其一生的体验和积累。所以我们提出要“一热、一冷”。“热”要热情投身沸腾的生活中去；“冷”要冷静沉到生活的底层深蕴，大林深泉，苦心孤诣，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这样我们又触及作家“充电”的老话题。作家要开阔生活视野，创作精品，避免那种旋生旋灭的“泡沫式”作品再在市面上“充数”。
　　从1997年的长篇创作上看，题材的选择也有多样化的趋势，写历史、写爱情、写科幻，都是借以表现历史和时代的角度与形式。叙述方式、表现形式也更加多样。典型人物的塑造成功与否，时代含量的深刻充足与否，自然是衡量长篇小说的基本标准。我们要潜伏身心，创造出让后代能够从中看到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作品，让他们在我们留下的作品中得以知道这个曾令我们激动、震荡的时代里，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有过什么样的人。
　　●牛玉秋
　　中篇：寄希望于新生代
　　1997年中篇小说创作的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一批年轻作家开始在文坛上显示才华。这批作家的优势在于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同时又较少思想束缚和心理障碍。他们的不足则在于社会责任感较为薄弱。然而，正是在他们身上，1996年现实主义冲击波显示出了正面的积极影响。当他们把自己独特的艺术感觉和语言能力转向现实的社会生活潮流时，出现了一些有分量的作品。由于触及了现实生活的内核而不是仅仅在浅表层次操作，它们读来都有些沉重。
　　这种沉重也同样体现在比他们年长的作家的作品中。比如肖克凡的《最后一个工厂》，在解决温饱生存问题同提高生命质量和人的尊严问题的对立中，叙述一个工厂、一个厂长和一群工人的命运，让读者在沉重中思索国民性的问题；祁智的《亮相》在一个县委机关的各级干部为讨好新来的县委书记的勾心斗角中，让人沉重地感受到了体制的弊端及其对人性的扭曲；邓一光的《远离稼穑》在沉重的氛围的酿造和渲染中，展示了性格与命运错位所造成的人生悲剧。
　　当我们说寄希望于新生代时，还应该看到这批年轻作家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因为这本来就是这一代作家的明显特征。比如同是描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傅太平的《端阳时节》朴素而平实，阿宁的《坚硬的柔软》于平易中寓深刻，西飏的《青衣花旦》梦境一般的明净，都是1997年值得一读的作品。
　　回顾1997年的中篇小说创作，略微让人感到一丝忧虑。总的感觉是数量很多，精品太少。不仅总的数量多，一些处于创作旺盛期的作家也开始让人觉得“写得太多”。由于同一水平的重复生产，而无心对作品进行精雕细刻。
　　●马相武
　　积极意义的短篇“定格”
　　短篇小说在文坛上“淡出”的趋势，在一九九七年出现了积极意义的“定格”。一些文学期刊有意以短篇小说为特色，标榜“重振短篇小说雄风”，推出一批短篇精品，并且对短篇小说这种文体的特性和写作方式等展开笔谈，编辑家与批评家也展开对话。虽然这些举措尚不足以扭转短篇小说创作的冷落局面，但短篇小说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已经再度为不同代属、群体的作家、批评家所重视。
　　从人的现实利益或利害关系来反映社会困境和冲突，是大批走现实主义路线的短篇小说的主要创作方向。这类小说自觉摆脱“改革文学”模式，尤其是其中的观念先行和观念之争的套路，写人物个体时，力图表现他们在二难困境中的大痛苦，在现实裂变中的精神磨难。写挣扎于底层的小人物时，既传达他们不能清醒认识自身命运，或者处于麻木和混沌状态，也很注意表现他们的抗争，他们对于人的尊严的捍卫，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精神痛苦、价值较量和情感纠葛。不光表现个体的尊严，而且发散集体的尊严。这体现出作家正在现实关系中寻找变革历史的真正的积极力量，以及借助短篇小说所作的艺术努力。由于重视写出人物在二难困境中的行动和抗争，以及现实中的个人尊严和集体尊严等范畴的艺术形象，在一定意义上，这些作品已开始超越“新写实小说”。由于一些文学期刊连年开辟诸如“联展”、“汇展”之类栏目，以及其他常态栏目，六十年代（有的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体，在起步阶段以短篇小说为主，在一九九七年形成“气候”。他们年轻“气盛”，创作力强，作品现已遍及所有重要文学期刊，且频频获奖。他们往往融合多种创作方法和艺术手法，讲究传达艺术感觉、独特视角和个人经验。其中一些作者，试图在个人性和公共性、现实状态和历史形态之间寻找结合点。既注重短篇小说文体上的探索性和实验性，又讲究故事内涵中的深刻性和可读性。被称为“新生代”或“晚生代”的创作群体，各个彼此差异颇大，而且亟需理论批评的规范和引导，他们还有待在编辑帮助下，通过修改，把作品打磨得更其精细；大部分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对生活的描述，停留在表象层面或形而下的展示上，缺少超越的气度和实力，对人的境况和发展缺乏形而上的思考及其穿透力。
白烨
　　散文：保持扎实平稳的姿态
　　1997年的散文创作，仍以扎实、平稳的姿态持续发展，其总体的特点是：叙事性、抒情性、议论性等各种体式齐头并进，各显其能；以小见大、平中求奇、寓浓于淡等各种艺术技法也表现得纯熟自如，各显异彩。这一年，散文的专门杂志普遍注意了所选作品的质量，更多的文学刊物则把散文放到与小说同等重要的位置来精心经营，像《青年文学》等刊物还专门编发了散文专辑。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背景，散文创作中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相当不少，而且引起了文学界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徐晓的《永远的五月》、韩少功的《岁月恒河》、邹静之的《女儿的作业》、王小妮的《九十年代：我看见的疼痛》，都可以看作1997年散文创作的可喜收获和重要代表。
　　散文创作在1997年也有两个方面的新的动向颇值得关注：一个是有关记人、怀人的散文作品，数量较多，质量也较高，颇具特色也很见分量；还有一个就是出现了一些新的文体样式，丰富了散文的形式与品类，如《上海文学》在“世事浮沉”专栏推出的陈丹燕等人的介乎于小说与随笔之间的散文，《天涯》在“民间语文”专栏推出的流行于近年社会的“广告文案”和“民间语村”等，都以对传统散文文体的超越，表现出编者与作者在散文创作的观念上紧跟时代的适时新变。
　　由1997年的散文创作，人们可以看出，较之小说和诗歌，散文的内蕴更为贴近人生，靠近民间，形体也比较灵活机动和自然而然。这使它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两个方面，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乃至与人生同步的丰富性，从而使其发展演进愈来愈不可限量。
　　●张同吾
　　诗歌：讴歌时代主潮与题材多样化并存
　　在我国当代历史进程中，1997年是不平凡的，香港回归祖国怀抱和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都极大地提升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民族自豪感。青年诗人商泽军和耿立创作的三千行长诗《1997———等你百年》、深圳青年诗人关飞、林晓东、晓赖和程学源创作的九千行长诗《百年期待》等作品，虽然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各异，但它们都以浓墨重彩描绘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我国人民为捍卫国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而进行英勇斗争的悲壮的历史画卷，热诚讴歌了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和光辉实践。王怀让的《中国人：不跪的人》以凛然正气，表现了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因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表现时代主潮的长篇抒情诗数量空前之多，尽管在意象营造、诗思深化和语言诗化方面未臻完美，却不可无视地成为1997年诗坛上可喜的景观。
　　1997年的诗歌创作，仍然保持着题材多样化和艺术风格、表现手法乃至创作方法的多样性，其中许多作品以个性化的方式，表现出对文化源流的寻踪，对中华民族精神风骨的发掘和对崭新的文化性格的期待，凝聚于意象之中的，既有历史的冷峻又有哲学的深邃，既有生活的百态纷呈又有对生活走向的思考。在写作形态上，明显增长着“个人化”成分，往往在个人情感体验中，或庄或谐地揭示生存环境与生命主体的内在关系，乃至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而在情感流向中，许多诗篇以爱情、人情和灵魂归依为主线，试图去开掘人生的真谛和辨识情质的真伪。诗的形式美学主要表现为对范式化的追求与尝试韵美的正本求源，而非范式化的艺术坚守，则试图拓展诗歌审美发展疆域，从而形成大潮澎湃与春风细雨共享艺术空间的创作格局。
　　●李炳银
　　报告文学收获不丰
　　1997年的报告文学整体看收获比较微薄。不能说没有好作品，但比较前几年有明显的差距。一、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矛盾、热点的关注热情减退，选材要么倾向于边缘性，要么简单地跟随宣传走，显示不出作者独特的眼光、性格和独立精神。二、报告文学的宏观观察和综合思考不足。题材的选择较单一，开掘不够深入。写事常拘于具体的事件之中，写人则囿于一人一身的悲欢经历，没有把人与事放入大的社会生活和历史背景中去观察，让人与事在宏阔的背景中显示其位置和意义。报告文学作家的主体性一定要真正体现，要秉借前沿的智慧，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烛照现实，发现矛盾。
　　好的报告文学不仅具有新闻的现实性，而且还应该是对生活现实的更深开掘和重新发现。我们国家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这是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时期，现实的巨大变化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心理、人们情感变化都是值得抒写的内容。我们的作家要珍惜这样的机会。
　　1997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胡平的《美丽与悲怆——浦熙修与她的年代》，以女主人公的坎坷遭遇为线索表现了共和国一段特定的历史，以强烈的震撼力向人们提出了到今天还值得思考的问题。丰收的《西上天山的女人》以新疆开发为背景抒写了一曲悲壮的人生之歌。徐刚的《最后的疆界》、《水啊，水》等一系列报告文学则不懈地关注着环境和生态问题，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和现实性。
　　我们希望报告文学作家们敢于面对现实生活的矛盾，深于对生活的思考，在某一点的共识之上发挥集团优势，齐心协力，在大变革中塑造开掘出能映照出时代和历史的人物、事件，共同恢复报告文学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与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