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何处是家乡？——流动中的乡情和亲情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文化视角（2）

　　现代人，何处是家乡？
　　——流动中的乡情和亲情
　　本报记者 卢新宁
　　背景：据统计，在我国12亿人口中，至少有1亿的人口处在流动状态。近10年的人口流动数量超过了过去40年的总和。最保守的估计，跨地区流动的农民总量已达5000万人。每4个北京人中就有3个是新北京人或者其第二代，而深圳更是一个地道的移民城市。
　　人物一：田泳的故事———深圳是生活最真实的位置，故乡是内心最深处的情感牵连。
　　（29岁的田泳是一个文秀的川妹子，重庆市人。1987年求学于北京，毕业后分配到山西太原，后南下深圳工作至今。）
　　大学时代的田泳不肯认同老乡观念，非常迷恋普通话，潜意识里要抹掉故乡的痕迹。毕业后坚决不回重庆，宁愿选择举目无亲的太原，那时候隐隐约约地觉得回故乡就等于回到了生活的起点。在太原的时候，田泳开始写自己的第一篇小说，朋友看后，说里面充满了湿漉漉的南方气息。田泳这才发觉最真实地传递自我内心情感的还是那段故乡的生活，故乡已经根深蒂固地潜伏在自己的血脉里。
　　意识到这一点的田泳在1995年离开太原后，围着重庆打了几个转，最终还是一直往南到了深圳。田泳在深圳活得很忙碌很充实，言谈中时时流露出对深圳的感情，处事方式也非常深圳化，然而她却说难有一种深圳人的概念，内心深处很难把深圳当做自己的家园。而家乡又是那样遥远，田泳每次回乡心中总有一种模糊的激动，可是暌违十多年使重庆变得已很陌生，甚至连上趟街都会迷路。田泳因此写过一篇文章《回家的距离》。
　　记者补白：田泳的四川话已经讲得很结巴，甚至给家里人打电话都得用普通话，母亲早已适应用四川话与远在千里之外、只能说普通话的女儿交流感情。
　　人物二：姜渭渔的感叹———至今也没觉得什么地方是自己可能长驻久留的。
　　（姜渭渔是新北京人中的一员。44岁，生于江苏金湖县。在南京上大学，北京读研究生，毕业留京后不久辞职到深圳闯荡7年有余，后回京迄今又逾3年。）
　　姜渭渔是家中5个孩子中的长子，又是唯一的男孩，在农村理当担负起对家族的责任，然而姜渭渔走出江苏后一去不返。这些年来他跑了许多地方，在外面生活的日子超过了在故乡的时间。如今姜渭渔在北京建起了自己的家业、事业，却并没觉得京城就是自己长驻久留的地方。对故乡也只有一种对出生地的眷念，觉得那只是一种个人生理上的关联，似乎没有过深的感情，但又发现只有在故乡才有一种彻底放松的感觉，才能做到身心俱佳。无论如何，在他看来一辈子永远在一个地方做一件事很可怜。他说，美国人一辈子平均要换14个工作，移居9个地方。姜渭渔正在翻译一本美国女作家的书《九种生活》，他在言谈中对这位女作家移居各地、尝试各种职业的人生体验大加赞赏。
　　记者补白：姜渭渔自称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而他用那浓重的南方口音对自己故乡的描述却流露出一种温情。这些年来他每年夏天都要回家住上一个月，陪70多岁的老父亲打猎。
　　人物三：母亲的感觉———故乡和父母都远在孩子们的生活之外了。
　　（周秀兰，58岁，江苏省淮阴市文化局退休干部，三个孩子分别在南京、北京、纽约。）
　　从孩子上中学起，周秀兰每年过年都要在门上贴上“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对联，希望他们有朝一日能长大成材。后来，3个孩子先后离开家乡，真的远走高飞了，留下周秀兰夫妻两人形影相对。孩子渐行渐远，家书日短日稀，甚至三四年里难回家一次。周秀兰说，有时候觉得我们之间就靠一根电话线连着，心中很有些伤感。随着年事渐高，对远方儿女的牵挂越来越多，总希望孩子们能回乡探望，可又知道他们工作都很忙，离得又太远，常常难以启口。逢年过节，盼着孩子回家，水果都放烂了也舍不得吃。天气预报是他俩每晚必看的节目，看看自己孩子所在城市是冷是热，揣测一下他们的日常生活，感觉好像也离他们近了点。她说，小鸟们飞走了，有了更广阔的天地，我们虽然寂寞，但也为他们高兴。
　　记者补白：孩子们走出了故乡，却走不出父母的视线。
　　记者点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中国人是恋乡的民族。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不肯稍有迁移，他们是土地最忠诚的儿子，每一个初生婴儿的啼哭似乎都宣告着永久性的空间定位。那些故土难离的惆怅，月是故乡明的愁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的慨叹，近乡情怯的感受，千百年来占据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游子情怀。故乡是慈母手中拉出的线好长好远，细密地绾接着无数游子的身心，成为多少中国人的情感屏障。
　　然而，近年来，被历代诗人吟咏千年的乡愁似乎变得遥远了。蓦然回首，我们发现那种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的浪潮不仅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封闭状态，而且冲击着传统心理。人们已经无法守住一成不变的生活。走出故乡，走向更广阔的大世界，寻找可以大步前行的人生之路，成为一种潮流。上学、参军、经商、打工……远离故乡的漂泊早已不是一种悲伤的放逐，一种被动的讨生计的行为，而是一次充满机遇的旅程。这样的远别因此少了许多离愁别绪，多了几分人生亮色。这或许是现在的人们“乐不思蜀”、“常把他乡作故乡”的时代背景。
　　有学者做过这样的研究，上海计划经济下30多年的经济发展停滞的原因之一，是当时的人口流动停滞了。可见流动不仅可以重塑个人命运，还可以激发社会活力。人口的集聚带来了资本的集聚、信息的交汇和文化的交流，带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带来了崭新的生存方式。
　　伴随着游子们迈向各地的匆匆步履，无数家庭经历着分离的震颤。在这种流动中，最使人感念的是父母的牺牲。多少父母因着“海阔凭鱼跃”的期待，在恋恋不舍中送别远去的儿女，这种牺牲是对家族的贡献也是对社会的贡献。遗憾的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年轻人少有空暇瞭望故乡，对远在异乡的父老乡亲有时竟也是渐渐怠慢了。特别是在异乡成家立业后，不少人因为忙碌疏远了那条通往家乡父母身边的道路。我们可以摒弃狭隘的地域观念，但不可以淡忘远在故乡的父母和亲人，因为那儿不仅是支撑我们过去生活的根，还是滋养我们的情感、丰富我们生命的源泉。
　　眼下正是一年一度的春运工作高峰，许多人开始踏上了回乡的路途。但愿望眼欲穿的父母能够等回远方的游子，但愿归心似箭的儿女能够在父母的身边找回生命的归依。
　　备注：这是“文化视角”的第二篇，上篇话题是“饭桌上，谁先动筷子？———老人，还是孩子？”（1月8日11版）。欢迎读者对这两个话题发表意见，并点题。来信请寄：北京人民日报教科文部文化组，邮政编码：100733。电话：65091040，65092140。电传：65092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