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　关键在于协调发展 [复制链接]

第8版(体育)
专栏：

　　中国体育
　　关键在于协调发展
　　本报记者 汪大昭
　　协调发展的方针说了多少年，还得说，因为实际情况表明，体育事业中的协调发展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左右，厚此薄彼已有积重难返之势。不久前，国家体委在京召开全国体委主任会议。体育事业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机遇和体育改革的挑战中求得发展，引起与会者广泛的议论。
　　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是协调发展中最重要的两大块。近几年，国家体委一直计议着如何将体育工作的重点真正转移到增强12亿人民的体质健康上来。但是，以往的观念惯性颇强，以金牌论英雄的定式并不那么容易扭转。对开展群众性体育，则是“醒得早，起得晚”。正如国家体委航管中心主任许增武所讲，一说到体育，常常狭隘地理解成竞技体育，以奥运和非奥运来判别运动项目的价值量。
　　就拿体育事业的根本目的和任务来说，毛泽东在40多年前就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时至今日体育界还在扭转观念，甚至觉得开展全民健身是件新鲜工作。国家体委副主任袁伟民指出，把这个看起来是每个体育工作者涉足体育就应该具备的基本认识重新提出来，是有针对性的。为什么现在有些项目群众不爱看、不爱参与，甚至有些项目群众很陌生？为什么有些项目后备人才缺乏？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群众体育抓得不够好。过去比较健全的重点学校、业余体校、专业队三级网络越来越萎缩，学校体育更不如五六十年代，竞技体育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怎么可能成绩越来越好、人才越来越多？
　　问题的关键是长期以来，很多人实际上把是否为竞技体育提供优秀后备力量，作为检验群众体育开展得好不好的标尺，无形中将大众体育置于从属或服务的地位。一说要转轨，有位省体委主任马上表示今后一定把普及群众体育运动放在首要位置。其实，明明是协调发展，哪里来的首要和次要之分？广西壮族自治区体委副主会潘立焕承认实际工作中确实有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并建议群众体育工作要有一些硬指标作保证。河南省体委副主任王玮也主张对群众体育工作实行奖励政策，使其真正摆到战略地位上来。
　　又如，投入高、周期长的球类集体项目与效益明显的个人项目协调发展，也经历了此一时彼一时的过程。在球迷最为喜爱的三大球之中，现在几乎只剩下足球，不胜也盛。篮球的热度已差了许多。至于竞技水平和无形资产价值最高的排球，至今连联赛的冠名都没卖出去，赛场看台冷冷清清，新闻传媒不屑一顾。
　　中国体育不能只有金牌，没有大众健身；竞技体育不能只有单项，没有集体项目；三大球不能只有足球，不要篮排球。道理很简单，只是操作起来，往往只拣省事的干，或先拣省事的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的驱动增加了目标追求的复杂性，使贯彻协调发展的方针更有必要，又更为不易。
　　事实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体育事业服务和服从于经济建设的关系处理得不够准确，体育事业本身的多种关系也时有顾此失彼的偏差。近50年来，中国运动员在各项世界大赛中夺得的金牌有1129枚之多，在亚运会上稳居首席，奥运会上也是最接近世界三强的劲旅。单从竞技水平来说，谁都不会小看中国。虽然现在还是初级阶段，毕竟不再是一穷二白了。中国已经拥有开展部分职业化竞技运动的经济条件，也具备了一些发展体育产业的物质基础，大众健身同样出现“要我练”向“我要练”的转变。在进一步创造竞技和健身条件的同时，需要强化全社会健康的体育意识、习惯和体育事业各项工作协调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
　　从局部实现的突破必须尽快带动全局的进步，否则，不能与整体发展相协调的局部突破是难以立足的。正如足球改革后球员的经济收入与运动水平的提高明显失衡，引起不少人摇头，安徽省体委主任江孝鸿认为，应当改变现行体制激励有余、约束不足以及教练员对运动员训练没有办法就奖点钱的状况。
　　1997年，中国足球又一次失去了进军世界杯赛的机会，而这一年用于足球的人民币数以亿元计。同样是在这一年，竞技体育欠发达的西北各省区在八运会赛场上重复着四年一度的尴尬。没有一条塑胶跑道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在这一轮次的全运会周期中投资近2000万元，收获的仅是一枚铜牌，还是历届全运会的最好成绩。尚有70个县未能脱贫的陕西省为了承办本世纪末最后一届全国城运会，要耗资8亿元来建造体育场馆。中国经济建设东西部的地区差异同样反映在体育事业的发展进程之中。甘肃省体委主任张维国提出，向昨天要经验，向明天要力量，缩小地区差异，促进东西部体育协调发展。
　　1998年，中国体育健儿将在长野冬奥会和曼谷亚运会上再显身手，而全民健身的深度和广度能否有所突破，将在更大意义上决定21世纪的国民体质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