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风十雨皆为瑞 [复制链接]

第11版(社会周刊·读者之友)
专栏：

　　编者按：这块版与读者见面的时候，大家刚刚度过了春节。社会学家指出：春节实际上是由若干节日所组成的节日群，人们给春节的各种民俗赋予了许多文化价值和象征意义，具有多种社会功能，如辞旧迎新、休养生息、阖家团圆、礼尚往来等等。春节是我们全民族的传统节日。不仅家家户户看重春节，党和政府也十分重视春节。拥军优属，为困难职工送温暖，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还有铁路的春运、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各地的民俗庙会，这些都构成了春节期间一片美丽的风景。春节是人心思安的日子，也是寄托希望的日子；它充满了天伦之乐，更洋溢着人间真情。它把无数个小家庭和祖国大家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里，我们献上一组感人至深的小故事，为读者节日后的心情再添一缕温馨。
　　好心人
　　我们村有一个大溶洞，叫白玉六郎洞，洞中石笋、石钟乳晶莹透亮，色彩斑斓，宏伟壮观，自从我们村参与进行旅游开发以来，游客如云，给我们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记得1995年国庆那天，恰巧轮到我在白玉六郎洞值班。当天游客较多，下午3时左右，大部分游客都走了。这时风尘仆仆地来了4位外地游客，他们是昆明市建设银行信贷处的张向瑾、南屏街分理处的张幼立和安宁市建行业务发展科的杨志耘、草铺办事处的陈蕾。他们是来省级旅游区邱北普者黑旅游的，游完普者黑，听说附近还有一个风景奇特的白玉六郎洞，就赶来了。在我的引导下，他们顺利游完了白玉六郎洞。走出洞时，天已近黄昏。我怕他们出事，就邀请他们到我家过一夜。我和妻子用家常便饭招待了他们，他们坚决要给我钱，直到我不高兴了，他们才不再提付钱的事。第二天，他们给我留下了地址和电话号码，再三感谢，并邀请我到昆明玩。他们回到昆明后，及时给我来了信，从此，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
　　1996年9月，我感到身体不适，医院诊断是肝硬化。我的家境本来就不好，这一来如同雪上加霜。正当我四处借钱不成，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想一死了之时，妻子提醒我给张向瑾等4位游客写一封求救信。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念头，简短地写了一封信。谁知，才半个月，我就收到张向瑾他们寄来的一张800元的汇款单，并同时收到一封鼓励我战胜病魔的信。有了钱，我住进了医院。此后，每个月我都准时收到200元汇款。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与我认识相处仅有15个小时的张向瑾、张幼立、杨志耘和陈蕾4人先后寄了3000元钱给我治病。后来省建设银行一位叫魏红的姑娘得知此事后，也寄了100元钱给我。
　　在这5位好心人的帮助下，我治好了病。如今我已能上山砍柴，下地干活了。要是没有这5位好心人的救助，说不定我早已入土了。好心人啊，你们何时再来村里，这里有你们一个穷家呀！
　　云南邱北县双龙营乡 王子荣 口述
　　云南邱北县委宣传部 桢的 执笔
　　忘年交
　　那还是我在原北京公汽五场342路车队当早班售票员时的事。一天清晨，我们的车驶进管庄车站，看见站台上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在等车，我赶紧下车将他搀了上来，并且动员车上的其他乘客给他让了个座位。我主动问道：“大爷，您这是上哪儿呀？告诉我一声，回头我好扶您下车。”大爷一笑说：“小师傅，谢谢你了，我到通县新华大街……”
　　一连数日，大爷都是坐我的车从管庄到通县，我也一如既往地照顾他。从闲聊中我得知，大爷姓赵，是位离休教师，每天早上都要到通县西海子公园去锻炼身体。时间一长，我和他便成了无话不说的忘年交，有时候碰上车晚点，他宁肯多等上十几、二十分钟也非得坐我的车不可。
　　一天中午快下班时，突然下起了大雨，我正发愁怎么回家，车刚停在管庄站，赵大爷就浑身湿漉漉的从一棵大树下跑了过来，将一把雨伞从车窗外递了进来……
　　后来，我调到了公汽312路车队。一天，一位342路的同事给我转来了一封信，拆开一看，原来是赵大爷半个月前写给我的。他在信中说：“小刘，你对待乘客热情、周到，但你对沿线的地理环境了解得太少，影响了你服务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些日子，我抽空在342路沿线跑了跑，还查找了一些资料，特把它们编成一份宣传材料寄给你……”
　　我赶紧按照信上的电话号码给他打电话表示感谢，没想到他的家人却告诉我，赵大爷两天前已经因病去世了……
　　从那以后，每当我走上售票台，就会想起这位热心肠的老人。那段难忘的忘年交，永远激励着我热情地为广大乘客服务。
　　北京公汽一公司六分公司　刘建国
　　邮包情
　　那天，下班回家，父亲高兴地说：“看，上海市新药特药商店的包裹单寄来了。”全家人提了多日的心终于放下了。因为，这不是一件普通的邮包，它是父亲每天必须服用的用来维持生命的药物——维生素D胶丸。
　　父亲是一等革命伤残军人。33年前，由于一场医疗事故，患甲状腺机能亢进的父亲留下了终身残疾。父亲不得不离开心爱的工作岗位，每天须服用超过正常剂量几倍的钙剂和维生素D胶丸（或维生素D2片）才能维持生命，否则就会全身抽搐，引起并发症危及生命。
　　维生素D胶丸和维生素D2片，虽然不是昂贵的药物（每百粒原来只有3角钱，现在也就是4元左右），但在本地根本买不到，托人在外地有时也很难买到，又没有疗效相同的替代品。因此，买药成了全家人牵肠挂肚的事情。后来，听说可以寄药，从70年代中期开始，父亲便向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医药公司求购。
　　于是，就有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关于邮包的故事。只要有药，药店都不怕麻烦，把药物用木箱或纸箱装好，附上清清楚楚的发票，通过邮局寄过来。有时邮包不来，家人就提心吊胆，以为要误事了，但最终还是能安全收到。
　　记得有一年，父亲向天津市和平区医药门市部寄了20元钱，再次求购维生素D胶丸或维生素D2片。当时药已售缺，但那里的同志找遍了天津市的药店，最后在一家叫鹤年堂的药店找到了药，他们马上买好寄来了，同时还附了一封信，说明没有及时寄药的原因，并表示歉意。当我们收到药品，把信的内容念给父亲听时，轻易不动感情的父亲眼圈都红了，一个劲儿地说：“多亏了这些好心人啊！”
　　上海市新药特药商店是给父亲寄药次数最多的药店。十几年来，从20元到200元，每次邮寄都认真负责，及时准确。
　　时光荏苒，父亲收到的邮包几乎都数不清了。这些邮包传递的不仅是药物，还有热心人的帮助，正是这些无私的帮助，燃亮了父亲的生命之光。当年，有位专家诊断父亲的病情，说父亲只有3年时间。如今，30多年过去了，父亲的身体还有所恢复。支撑他的不仅仅是温暖的家，所有为父亲寄送邮包的素不相识的热心人，都是父亲的恩人，都是我们全家的恩人。
　　河南南阳市卧龙电台新闻部 吕英民
　　十元钱
　　1987年3月，父亲患肝癌，已经到了晚期。当时，哥哥在读大专，妹妹在读中专，我也在师范就读。为了挽救父亲，母亲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卖了一头奶牛——那可是我们家里用来生财的宝贝。为了省钱，我每个星期只吃两餐菜，其余的时间，就用饭蘸着盐吃。实在馋得不行，就混在排队买菜的同学中偷偷地看看。
　　一个星期六，因为没钱买车票回家，我就在学校替传达室戴师傅看门。中午开饭了，我端着饭到传达室蘸盐吃，让石狮龙湖来的刘经标老师发现了。他是来学校看他的外甥女的，看到我吃盐很奇怪，一再探问。我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了他。
　　过了几天，我收到了一张汇款单，是刘老师从石狮汇来的。同时还有一封信，说汇来10元钱，让我买点菜吃，还说因为家里就他一个人当老师，一个月只有百十元钱，不能多寄，请我谅解。我拿着钱哭了，后来用其中的5元，度过了一个多月，省下的5元给父亲买了排骨。
　　7月，我毕业了。父亲已经瘦得皮包骨头。9月3日，我分配报到的第五天，父亲将我唤到跟前，说：“刘老师的那10元钱，你要想办法去还。”4日凌晨，父亲长逝。
　　后来，我参军入伍到了徐州，与刘老师失去了联系。再后来，我考上了军校，毕业后分在上海工作。在当兵的日子里，10元钱一直感召着我。班长的妹妹因家贫面临失学，我悄悄到市里的献血站卖了一次血，给她凑了60元。一次，一位姑娘在南京中山北路上因为鼻孔出血过多，昏倒在地，围观的群众很多，正巧我和军校的几位同学路过，我们毫不犹豫地背起她，送到学校的医院里进行抢救。
　　如今，10年过去了，那位刘经标老师该有60岁了。到现在我还没有机会还给刘老师那10元钱，但我的心里永远对他充满感激。
　　上海市天目东路80号上铁军代处 李向阳
　　武警北京一总队十支队 刘业国 摄（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