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籁与地光 ——“乡下人”三部曲的魅力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

　　天籁与地光
　　——“乡下人”三部曲的魅力
　　祝华新
　　“老屋越来越破旧了，永远关不严实的那种木门抵挡不住冬天的寒风。父母睡不着觉，围着被子，猜测我在外边怎么样，惦记我为什么迟迟不回来。父亲的皱纹和母亲的弓腰，经常在我湿润的睫毛上颤动……”
　　在城市中神采飞扬的“我”，一天忽然收到乡下儿子记的账单：面条，2元。奶奶老花镜，4元。本子，3角2分。换水壶底，2元。猪预防针，3元。袜子，1．64元。十滴水，2角3分……“对于别人来说，那账单是一串枯燥无味的数字；但是对我来说，那是一首永远不能忘记的悲伤的歌，是我生活中的一本冤孽账，是一篇只有我这种人才能完全读懂的文章。历史的艰难和现实的辛酸都在那里边……”
　　读罢中国青年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小说“乡下人”三部曲，忽然感到，真正的生活原来并不像时下许多流行歌曲和室内剧所描绘的那么浪漫和轻狂。在我们的眼睛和耳朵里灌注了太多的城市“文化快餐”后，回过头来重温乡土文学的厚重和清醇，发人深省又沁人心脾。毕竟，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不醒的田园梦。
　　第一部《白蜡烛》开篇就揭示了乡下人的精神寄托。姥爷读书多、学问大，本可以出来教书、行医或者当官，但他只愿守着几亩薄地过太平日子。他相信，清净无为的人能听到“天籁”，在大自然美妙的音乐中似神仙一样自由自在。父亲则抱有农民祖祖辈辈置地发家的勃勃野心，教育“我”要好好上学，将来出人头地，能看到“地光”，过上天堂般富足的日子。显然，“天籁”和“地光”是道和儒、出世和入世、潇洒不羁和刚健有为两种文化的体现，滋养了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然而，恬静的乡土社会终于卷入五六十年代急剧的社会变革之中。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姥爷认定这正是士大夫心中梦寐以求的桃花源，人人饱暖，个个安乐，没有贫富高低，没有你争我夺，因而热情支持，并欣然出任初级社的会计。父亲对忽然失去辛辛苦苦挣来的土地，心像被吊到半空中一样没着没落，人也变得颓唐了。为一个浪漫的社会理想，村民们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姥爷痛心疾首之余，豪情满怀力图变革，却终于无力回天，抱憾而去。
　　“文革”中，有过一两部按当年的调门表现农村生活的时髦小说，前些时候据说因为其“历史价值”而被堂而皇之地再版。相形之下，摘掉“左”的有色眼镜、忠实展示改革前农村的历史真实的文艺作品太少了。近年来走红的某些乡土作家热衷于表现那些名为超越时空、实为浅薄猎奇的乡土风情，评论家则轻率地许以“史诗”的桂冠。他们恰恰回避了改革前后几代农民用汗水和血泪浸泡过的那段历史！所以，读《白蜡烛》，你会感觉到一种久违了的心灵的震撼。
　　从第二部起，“乡下人”开始走出姥爷和父亲迷恋的土地。《青桐树》写“我”作为民办教师在一所乡村中学的生活。这是一个奇特的社会群体，他们身上既有书生的种种孤傲和猥琐，又未脱相濡以沫的农民本色。它容易令人联想起小说《围城》，可似乎又少了点钱钟书先生放荡不羁的才情，却实实在在地多了些土地的厚重和庄稼的清新。《红地毯》写“我”大学毕业后的城市生活。乡下与城市，两种文化的碰撞，本是极有张力的文化主题。遗憾的是，书中把这种碰撞局限于城乡之间的婚变和情感纠葛，这就未免有些单薄和狭隘了。
　　“乡下人”系列不是自传，但显然受到作者王兆军个人生活经历的束缚———童年和少年时在乡下，壮年以后在城里。如果着力向任何一个维度拓展，都有望变得更加恢弘和深刻。如果接着写乡村，与作者以前引起轰动的小说《拂晓前的葬礼》所描写的七八十年代农村改革前后的场景接续起来，再加上近年来商品经济勃兴后的社会重组，无疑将是一部真正的史诗构架。如果继续写城市，考虑到近年来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快，数以亿计的乡下人通过上大学、参军、经商、打工等渠道进城，浑厚的乡村文化与轻灵的城市文化的交融将重塑中国文化的品格。可惜，目前不少优秀的乡土作家的笔触一旦转向城市，都迷失在城市光怪陆离的五光十色之中。城市生活是一部大书，想要真正读懂它可不是一件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