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沐新风——湖北黄梅县水月庵依法治村纪事 [复制链接]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田野沐新风
　　——湖北黄梅县水月庵依法治村纪事
　　本报记者 杜若原
　　春天在鄂东平川上播下满眼新绿和生机。去年3月，一位来自武汉的学者领着一班年轻人入住黄梅县水月庵村。村民们投来了好奇的目光：他们不像县里驻点的干部，能够带来大把的钞票，为村里修马路、办企业，更不像进村收购农副产品的外地商人……这些读书人能够为水月庵带来什么呢？
　　第一次投票选村干
　　夜幕刚刚降临，户建华从江对面的九江市卖完小菜回家，吃完晚饭便准备睡觉。每天凌晨3点多，他和村民便要下地摘菜，然后赶往九江农贸市场。
　　忽然响起了叩门声。戴着眼镜的张厚安教授和两位青年笑吟吟走进来。户建华不知来意，只是随便应付客人。可是，城里客人的几句真诚问话，却撩拨起户建华藏在心底的一股冲动，睡意一下子逃走了……
　　“让我投票选村干？”户建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近10年来，水月庵村支委会和村委会班子像走马灯似的变换，哪一次不是“上面画框框代表画圈圈”？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村支部和村委会成员“人心思走”，一些干部还撂了挑子。迄至1997年3月，村出纳已有一年未上班，村主任、村会计、村副书记又先后离职或被解职，村领导班子已陷入瘫痪状态。
　　水月庵村绝大多数村民抱着与户建华相同的心态，起初不大相信直接选举村干部，可是，当他们了解到，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进行的依法治村试验，得到了省委书记贾志杰、副书记邓国政和黄梅县委书记的支持，投票参加选举的热情马上升腾起来。
　　试验组逐家逐户调查，与农民促膝谈心。当问及“假如选举日你很忙，或者要做生意，你是否参加选举？”访问的73位村民中，有70位肯定地回答“去参加选举”，并说“生意亏了只一天，选举亏了是三年”，“如果选出我们的能人，为咱们办好事，耽误一天两天都合算”。
　　70岁的老教授张厚安，问一位姓余的老人：“如果你请人填选票，他不按你的意愿填，咋办？”老人回答说：“我让他先念顺序，然后我说一个，看着填一个。”
　　等到试验人员跑完全村10个村民小组，访问了近百位村民，直接选举的呼声已在水月庵飘荡。
　　虽然有的干部对直选存在忧虑，但水月庵村民以行动证明了这份担心是多余的。
　　1997年5月20日，村民们穿上整洁的衣服，高高兴兴来到村委会选举现场。在此之前，试验人员已对村民进行了广泛的选举法宣传，并采取选民联名提名、村党支部提名、村民小组或选民自荐等形式提出28位初步候选人，随后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差额选举确定8位正式候选人。经过全体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了6位村委会成员。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李普山，70年代曾担任大队副书记，工作相当出色；后来因公负伤退了下来。这次虽然他一再以年龄大身体弱为由力辞，但还是以绝对多数票当选。村民用掌声和欢呼声迎接第一次按自己意愿选出的水月庵村村委会主任。李普山也没有辜负村民的希望，上任之后，他跑遍了10个村民小组，收集村民意见，针对村务管理混乱，迅速提出了理顺村务工作、加强村务管理的“百日计划”……
　　民主从哪里起步
　　1月上旬，记者初到水月庵，便听到一件出乎意料之事：去年上半年，县领导多方求助筹得几百万元资金，准备投入水月庵村办企业。殊不知消息传开，村民竟是一片反对声。
　　明摆着的一件好事，水月庵人为何作出了悖于常理的反应？
　　这几年，水月庵成为县委的点，获得了来自各方面的支持。村民们亲眼看见，从村中穿过的105国道建成了高标准的水泥路，路两边还竖起了明晃晃的街灯。县直部门给予水月庵约500万元的资金投入，村里相继办起了真空镀膜厂、卫生材料厂和制镜厂等几家企业。
　　但是，这些资金的运用往往由村干部拍脑袋决定，村民对使用情况、企业经营状况知之甚少。开始，村民觉着反正是县上的钱，与己无关，懒得去过问。及至去年，村办企业未见效益，一个个停产，这才引起村民警觉。那巨额的债务会不会由全村人负担？
　　一位村民代表告诉记者，去年水月庵议论最多的是资金使用情况，村民强烈要求清理财务；在财务、债务没有弄清之前，县里再要投钱，村里害怕又背上包袱。
　　村民的担心不无道理：水月庵只有550户人家，背上500万元的债务，还能有好日子过吗？张厚安教授说，正在走向小康的农民对空洞、抽象的民主不感兴趣，他们更多关注自己的既得利益。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联，这是启动普通农民关注公共事务的契机，由此农村的民主管理才能迈出艰难的第一步。
　　实验小组抓住这个时机，决定清理水月庵的财务，这遇到个别村干部的阻拦。关键时刻，黄梅县委书记陈水国明确表态，一定要排除阻力，清理村里财务。
　　由村民代表组成的清查小组，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把几年来混乱的账目查了一遍，其中的主要问题如白条过多、报账手续不全、浪费太大等问题暴露出来。
　　弄清了账目、查出了问题，村民们心里仍不踏实，因为毕竟还有200多万元的亏空挂在账上。一些村民代表提出，这是由于村干部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村民代表会议应通过一项决定确认这笔债务与村民无关。
　　这个棘手的问题只有留待日后处理。但谁都会明白：再要想在水月庵侵害农民利益，恐怕不是一件易事！
　　田野呼唤“政治软件”
　　曾经参加过土改的张厚安，至今对土改时的民主选举记忆犹新。那时，张厚安在红安县永河区主持了村和乡干部的直接选举。农民要从18个候选人中选出11名乡干部，便在每位候选人背后放一个碗，但每位选民只发11粒黄豆；选民信任谁就在碗里放一粒豆子，谁的豆子多谁就当选。
　　可惜，农村民主的进程后来被迫中断。在公社化时期，社员与人民公社形成了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几无民主可言。而在联产承包制推行了20年的今天，许多农村的基层组织仍然没有转变过来，依然喜欢用行政命令、家长制的方式管理村务。由于缺乏民主和干群沟通的渠道，更由于缺乏对干部的监督，干群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以致严重影响农村的稳定。
　　这些年，张厚安、徐勇教授倾心这项意义深远的工作，对山东章丘、莱西，河南刘庄、南街，四川渠县，甘肃榆中县的村治工作进行跟踪，他们选择水月庵——一个既不先进，也不落后，对中国中西部农村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村子，作为试验的基地，把自己多年的村治研究成果运用到实践中。他们抱定的目标就是要在农民拥有了生活、生产自主权的时代，建立新型的农村运行机制，并将其形象地称为农村“政治软件”，它涵盖农村的各种管理和办事程序；只要照着这个基本的程序办事，也就能按着民主、规范、科学的方式去管理村务。
　　水月庵的试验，在各级党政领导和村民们的真心支持下，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学者们的试验还将深入下去，也许困难会有许多，但他们期望这次的社会实验能结出硕果——那就是水月庵和整个农村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