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蔡元培之大 [复制链接]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漫说蔡元培之大
　　唐振常
　　蔡元培诞生于1868年，今年是他的诞生一百三十周年纪念，世俗所谓冥诞也。今年又逢两个百年纪念：戊戌维新和创办京师大学堂。蔡元培思想一变，始言西学，在甲午败后，虽未参与四年后的戊戌维新运动，甚至对康梁有过“不从根本（指教育）入手，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的批评，但毕竟接受了维新思想，进而倡言革命，毕生所求，在于促成中国的现代化。他是中国现代化的提倡者与实践者。京师大学堂为戊戌变法所倡办，入民国后为北京大学；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十年（实际在校时间没有这么长），北京大学是他躬行实践其现代化主张的重要地方。他长北京大学的十年，是北京大学史上光辉的十年，也是中国教育史上光辉的十年，同是蔡元培光辉的十年。两个百年，一个百三十年，三个纪念欣逢同年，宜其盛大与隆重。但是，我还是持昔日所曾言：纪念有时而尽，研究则应无穷。只有认真研究，方能汲取。这里只说蔡元培。
　　蔡元培三字所包含的内容至深至广。十五年前写《蔡元培传》，写了十八万字，觉得意犹未尽，特在文末写一赞曰：律己不苟，责人以宽；无所不容，有所不为；以美育代宗教，倡科学以救国；志在民族革命，行在民主自由。蔡先生而不名，学人亦兼通人。
　　这个赞里，没有一句话是我自己的，是连缀蔡元培自述和同时代人对他的评语而成。首句是他在《关于不合作宣言》中，引述吴稚晖评论他“律己不苟，而对人则绝对放任”之说，以为“他的品评是很不错”。“无所不容，有所不为”是蔡元培学生邵力子对他的颂语。蔡自己于1912年发表《答客问》中，亦曾主张“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以美育代宗教》是他在1917年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讲的题目，且多年力行，在民元教育部的大纲中即列入美育教育。“科学救国”是他素所主张。“志在民族革命，行在民主自由”，是周恩来挽蔡联语中句。蔡元培的学生、朋友以至不相识的人，都亲切地尊称之为蔡先生，从不举名，是以说“蔡先生而不名”。吴稚晖《四十年前之小故事》说，蔡元培认为，夏曾佑（穗卿）“学识通博，过于章枚叔（太炎）。枚叔仅学人。学人难，唯通人更难。学人唯守先待后，通人则开风气者”。吴稚晖谓：“今即可以孑民先生之言，论定孑民先生。”当年缀连以上诸句，曾以为从待人接物，思想胸怀，到学术志向，救国抱负，以至于世人对他的景仰，可以说这几句话恰当如实，足以概括蔡元培了。今日抄录旧文，仍然持此看法，但觉诸端平列，画龙缺少点睛。此所未足，乃补说之。
　　画蔡元培，睛在何处？在“无所不容，有所不为”。换句话说，即一大字。蔡元培早年学生、以后多年的得力助手蒋梦麟说过，北大之大，由于有蔡先生之大。这句话说得很好，但他只就北大这么说，其实，蔡元培之大，包容了他一生所从事的事业。由其胸襟之大，腹内包容了一个古今中外，使得他所从事的事业无一不大。北大只是一个典型。北大之前，民国初年任教育总长，尽管为时很短，着眼就是容纳古今中外，以成其大。北大之后，他改教育部为大学院，实行教育改革，也在一个大字。尽管这个计划执行遇阻，他的思想出发点还是有迹可寻。以后创办中央研究院，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和学术研究奠立了基础，更见他包容古今中外之大。
　　蔡元培之大，是他的为人之道，也是他的思想内涵。一个陈旧腐朽的旧北大，被称为“两院一堂”（参议院、众议院，京师大学堂）其人员多出入妓院的旧北大，被他改造成为焕然一新的新学府，蔡元培之大，至矣尚矣。他提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立足高，境界大，也正是中央研究院送他的寿联所说：“萃中土文教菁华于身内，泛西方哲思蔓衍之物外”所颂，这正是包容了古今中外，所以蔡元培被北大教师称做古今中外派。他敢于让古今中外并存于北京大学，来一个大竞赛，其结果是新思想新文化战胜旧思想旧文化，北大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摇篮，而蔡元培则为新文化运动之护法。更有甚者，他在北大提倡研究马克思主义。他后来说过：“今人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之故，而不敢言苏俄，不敢言列宁，驯致不敢言马克思，此说误会也。吾人研究中国共产党所由来，或不能不追溯马克思；而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且研究与盲从不同，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信仰马克思。”因他这一提倡，北大研究马克思主义之风一开，风行草偃，他聘请来的文科学长和图书馆主任，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试想当日北京大学学术自由之风，兼容并包之象，蔡元培的高风亮节永远值得世人怀念和景从。纪念蔡元培，要学习他的大。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蔡元培逝世于香港，他的坟墓至今犹在香港仔的华人坟场，香火甚盛。他在那里并不寂寞，而且有这位伟人长眠斯土，为回归了的香港增添更多的文化意义，自也很好。但是，让这位老校长魂归北京大学，会更显得堂皇正大。文末提此，以为前几年先此而发的迁墓建议作一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