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　医治“德国病”迎接新世纪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
专栏：跨世纪构想系列报道之七

　　德国
　　医治“德国病”迎接新世纪
　　本报驻德国记者 江建国
　　德国是当今世界经济强国之一。二战后，它凭借着艾哈德创立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曾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是，随着以信息革命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套经济模式日益显出它的局限。90年代以来，德国债务剧增、失业率不断上升，社会福利负担沉重，结构改革步伐缓慢，经济国际竞争力下降，1995年初，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对前10名工业国家的竞争力进行综合调查分析，就经济实力、国家补贴的效益、交通电信水平、科技水平、管理质量和劳动力素质等作了一番比较，结果，德国在任何一项上都没有被评上第一名，在经理人员水平方面，竟被评到倒数第二。1997年世界经济论坛提交的经济竞争力排行榜，德国名列第二十二位。美国《新闻周刊》甚至用“德国病”这样的概念描述德国经济现状。
　　导致德国竞争力下降的毛病出在哪里？
　　其一，社会福利过全过高，导致生产成本过高。据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统计，1994年每小时劳动成本德国为43．97马克，而美国仅为27．97马克，英国为22．06马克。工资附加成本方面德国也雄居榜首，加工工业部门每小时为19.76马克，而美国仅为8.41马克。单位工资成本德国西部工业部门从1989年以来上涨了18％，同期在美国、欧盟国家和日本却平均下降了7％。
　　国家、企业和个人福利支出过高，负担沉重。目前，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用于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开支，总额高达1．1万亿马克，过重的社会福利负担不仅极大地限制了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活动余地，而且降低了企业的投资兴趣，同时劳动者的主动创造精神也受到了抑制。
　　其二，经济结构改革步伐迟缓。近年来，西方工业国经济结构转变的突出表现是：传统加工工业劳动人数减少，新技术工业和各种服务行业就业人数及产值大幅上升。德国的转变过程迟缓。在15岁到64岁的有劳动能力的人当中，美国和瑞典分别有32％在传统工业部门，荷兰只有27％，而德国高达36％。为了维持就业岗位，政府仍然以巨款补贴毫无竞争力的产业部门，1990年这种补贴为790亿马克，1996年膨胀到1160亿马克。
　　从新老技术构成情况看，德国的技术强项大部分集中在制造业，如机器制造、电气技术、汽车和化工等等。虽然德国投在研究开发新技术方面的资金不算少，但研究成果转化为商品过程缓慢，而且存在各种阻力。德国用于支持发展新技术产品的风险资本太少。1996年美国的风险资本投资额为95亿美元，其中54％投向技术企业，1／4以上投给首次创业者。而同年德国的风险资本仅为3．82亿美元，只有10％至12％投往技术企业。1983年至1996年德国的风险资本总额只有区区36亿马克。一些新发明、新创造在德国找不到发展机会。例如一种颇具前途的三维软件在德国研究成功，但却只能在美国找到风险资本和其他必要的支持，这项技术流向美国。又如新一代的等离子平面电视屏幕技术，因在德国找不到知音，专利被日本买走。德国报刊指出，德国经济界存在某种对新技术的敌对情绪。
　　其三，官僚机构膨胀，决策过程繁复。多年来，德国虽然也一直提倡管理机构“减肥”，但实际收效不大。国家公务员人数多达700万，仅今年支付的工资等人事费用就达530亿马克，比1994年整整高出5亿马克。法律、规章制度过多过繁，直接妨碍经济发展。据统计，在美国成立一家公司从提出申请到拿到许可证一般是3个月，德国则需要15—24个月。比如居民自己建房，官方制定的技术标准多达2000项。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一次讲话中说，比尔·盖茨从一间车库起家，要是在德国，首先这家公司的办公地点就通不过上级审批。
　　德国实行分权的联邦体制，重要的决策必须取得各州的同意，结果由于党派之争往往是议而不决，德国政府今年提出雄心勃勃的减税计划，目的在于为投资和就业创造更佳环境，讨论了大半年，翻来覆去，终因在野的社会民主党出于竞选目的反对而宣告搁浅。德国舆论指出，在世界上除了瑞士之外，没有第二个国家像德国这样，设置了这么多的决策环节。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去年4月在柏林的一次演讲中，批评德国社会在政府、政党、新闻媒介和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一个议而不决的七步曲，最后的结局是原地踏步。
　　体制僵化束缚了德国经济活力，1996年，德国吸收的外国投资为11亿马克，而德国对外投资却达388亿马克。去年11月，美国遗产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联合发表的第二个“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从贸易、税收、国外投资、工资和价格管制等方面对156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排名，德国名列第二十四位，同时它又是唯一一个从第一次报告以来排名下降的国家。
　　面临全球化、信息化的挑战，德国政要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赫尔佐克总统呼吁社会各界要勇于承担风险，承担责任，勇于放弃走惯了的老路，革新要从头脑中开始。科尔总理也多次呼吁德国要创造一种自主自立、敢于冒险的“风险文化”，改变事事求稳的“全保险”特点。一些经济界、科技界人士指出，面临21世纪的挑战，德国经济应该走高智能、高质量之路，决策过程要简化，要灵活，注重发挥个人积极主动创造精神。
　　在21世纪的门槛上，德国能否创造新的奇迹，人们拭目以待。（本报波恩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