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司马迁的再认识 [复制链接]

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报刊文摘

　　对司马迁的再认识
　　因司马迁不幸的人生遭遇，增强了《史记》的批判力度和感情力度。对司马迁的强烈同情，成为一些《史记》阅读者预设的心理前提，他们很敏感地捕捉到流露在《史记》中的悲愤和感慨，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作品中的其他感情。司马迁是一个倾心于功名成就的人。当他记下那么多历史人物彪炳春秋的丰功伟绩，使那么多人名留青史时，他不能不怦然心动，倾羡之语常常不由自主地流注笔端。在司马迁看来，功名才是生命价值的根本体现，没有事业的成功，生命徒有其虚，反之，为了一个辉煌的目标，生命的存在纵然暂时出现屈辱形态，也应毅然接受，倘若不能暂时屈志而轻率赴死，其死是不足称道的。即为了根本的人生目标，有时候需要对现实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与退让，甚至于一定程度的迎合，这是“隐忍”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司马迁对人生的见解，是其思想个性的必然反映。作为史家，同时又作为陪伴皇帝身边的侍臣，司马迁对社会生活的了解和体认具有超出常人的现实性和深刻性。他对人事的评判更重视产生结果的实际业绩，而不是超越现实的理想化的抽象精神。他对社会缺陷的深刻认识非常人可及。在对历史人物不同历程及最后命运的展示过程中，司马迁表达了他对主动把握形势，自觉顺应形势的赞同态度，而这正是以接受客观现实为前提而形成的态度。这其中包含着对现实的无奈，但也有不甘任人摆布，力图在可能的情况下掌握自己命运的积极一面。司马迁在认可现实的情况下，并没有把应时而变的主张扩展到毫无原则的程度。《李斯列传》中的叙写很能说明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所控制的度。司马迁所说的权变，是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前提，权变只是在无法改变的强大外力面前换一种方式效忠于国家，只是以曲折的形态从本质上保证事业的完美实现。（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作者：陈晓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