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材的现实性，开掘的冷峻与理性，艺术形式上的多样化，构成了—— 九十年代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题材的现实性，开掘的冷峻与理性，艺术形式上的多样化，构成了———
　　九十年代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
　　李运抟
　　近年“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讨论和说法由小说界始，是个应辩证看待的现象。它固然表现了部分小说家希望文学贴近百姓生活的平民意识，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小说创作于此之前曾中断或冷落了现实主义。事实上就九十年代文学言，小说创作较其他文学样式倒最见现实主义精神亦最有实绩。而这在“冲击波”的呼吁之前早有实践的张扬与体现。引发“冲击波”之说的谈歌、何申、关仁山等人的创作虽然值得重视，但估价九十年代小说的现实主义表现，我们必须进行综合的审视，并尽可能注意到不同风格的更多作家的创作。鉴此，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谈九十年代小说的现实主义的主要表现。
　　一、题材与现实主义
　　题材选择即“写什么”，是凡现实主义创作都须首先重视的问题。现实主义自然也提倡题材多样化，但有个前提：就是应该尽量关注现世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以及与现世社会有较密切关系的历史景观。这已为世界上众多现实主义优秀作家的创作所证明。弃现实不顾而遁入地老天荒秋水长天，避重要社会现象而陶醉轻歌曼舞小桥流水，显然有悖现实主义的选材原则。由此来看九十年代小说，我以为许多作品在选材上首先就体现了较强烈的现实主义意识。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立足现实而捕捉了重要社会现象和新的矛盾。如鞭挞腐败的，有《单身贵族》、《特别提款权》、《新闻》、《苍天在上》、《机关》、《大鸟》、《又是中秋》等；写农村问题的，有《瑶沟人的梦》、《穷人》、《穷乡》、《穷县》等；反映国有企业运作艰难的，有《年前年后》、《大厂》、《孔雀缘》等；刻画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则有《欲望的旗帜》、《不要影响我们做生意》、《最后的艺术家》、《精神不败》、《山里的花儿》等。上述作品，在各自反映的生活领域中，都揭示了相当耐人思索的现实问题。另一类题材展示的是历史景观，但都带有新近性或是与当今现实有密切关联。如《向上的台阶》、《最后一个生产队》、《离婚》以及展示更长历史的《白鹿原》等，写的是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和农民心理变化；《阿里》、《兵道》和《夏日落》则以冷峻笔触写了当代军营生活；《踌躇的季节》、《祖父在父亲心中》则追叙了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道场》和《白棉花》仍在检讨十年浩劫。所有这些作品，无论展示的历史景观是新近的还是久远的，对今天的我们仍具有思考价值。
　　二、冷峻与理性的审视
　　由于我们谈论的题材选择是既成作品，“写什么”就已经包含了题材处理。然而这又毕竟是两个问题，因此不妨分而论之。更重要的是，题材处理即以什么样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念来看待客体世界，往往最能见出创作思想和主体精神。九十年代小说现实主义的又一显示就是，我们的作家在审视生活时有了更多的冷峻与理性———这其实应成为现实主义创作的本质性特征之一。不难发现，上述作品以及我无法一一开列的其他佳作，整体思想明显成熟了。作者们对问题的看法和对矛盾的揭示，都带有独自的思索和深沉的思想品格，都打破了僵化和戒律，以往常见的肤浅与盲目已烟消云散。在冷峻与理性的审美中，现实主义最为宝贵的思想即直面性与批判性得以张扬。比如九十年代以来写知识分子的小说，较八十年代明显深刻也明显成熟了。中国知识分子固然不乏美德良知，但像八十年代“好人好事”的流行模式的写法，则的确失之简单和表层。九十年代则不然。一些作品无论是写建国初期一代知识分子，还是写当今商品经济中的新一代知识者，都显示了以往难以达到的深刻和敏锐。深刻在于它们既写出了阶层特点又写出了灵魂毕现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以诸如无私奉献、兢兢业业、清高不俗、洁身自好等流行概念来套塑人物，或写成迂腐固执的“夫子”形象。敏锐则是注意到了知识分子的脆弱与易变，注意到了环境与人的互为作用而不是人只被环境控制。正如《山里的花儿》中的A博士，其变得虚伪投机是环境的扭曲，但他的所作所为又反过来加固了环境的负面。再如《单身贵族》、《特别提款权》等作品，冷峻的批判与深刻的剖析同样表现得相当出色。它们不仅直面了矛盾的尖锐和复杂，而且揭示了人何以会沉沦的根源以及灵魂变质的过程。总之，九十年代小说所表现的主体认知客体的现实主义意识，整体上显示了成熟，不少好作品则尤显亮色。
　　三、艺术形式不拘一格活泼多样
　　按传统现实主义艺术规范，艺术形式的确重在“生活本来面目”的现实时空形式的表达。但后来的发展逐渐打破了这种经典规范。尤其本世纪中叶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出现以后，现实主义艺术形式有了巨大转变，这就是不再奉现实时空形式为圭臬，而是以幻写真亦可。简言之不求“形似”而重“神似”。九十年代小说在现实主义艺术形式上，也明显表现了摆脱传统规范而不拘一格的多样化姿态。由此创作出的作品从人物刻画、情节结构、意象设置、语言运用到氛围渲染，都有不拘“生活本来面目”的形式表现，即不在“形似”上追求对客体的逼真再现。有的运用了极夸张的语言，有的多用象征，有的构置神奇意象，有的以幻写真，等等不一。令人欣慰的是，九十年代小说这种形式创新已趋向自然，而且“辞能达意”的追求更自觉。相比八十年代“试验小说”对西方现代派手法的借鉴与模仿，九十年代小说明显少了生硬和斧凿意味。这一点从阅读上也能感觉得出来。从叙事艺术而言，这应该说是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