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过去 开辟未来 ——回忆邓小平同志关于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决策 [复制链接]

第5版(专页)
专栏：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

　　结束过去 开辟未来
　　——回忆邓小平同志关于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决策
　　钱其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国际和平环境不行。只有创造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我们才能集中精力搞建设。因此，必须调整同一些重要国家的关系。有些事情，如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等，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就已经做了。至于香港问题，按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开始同英国进行谈判。当时真正剩下的重大国际问题就是中苏关系问题。小平同志经过对国际形势和我国周边环境的冷静观察和科学分析，从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依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指导我们党和国家调整了战略，从根本上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打开了外交新局面。
　　“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
　　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从对外扩张的顶点衰落下来，同美国争夺日感力不从心，被迫实行战略性调整。其中一个重大步骤就是希望缓解同中国的关系。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突出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磋商双方都可接受的改善关系的措施。这在客观上为我调整对苏政策提供了契机。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当时我以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作出了积极反应，主要的一句话就是要“听其言、观其行”，语言极其简略，但却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注意，预示着可能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
　　1982年盛夏的一天，邓小平同志邀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和外交部主要领导到他家中开会，我作为外交部主管苏欧地区的副部长也参加了。邓小平同志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这就是苏联要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当时苏联在中国北部的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大军压境，武装侵入中国的西邻阿富汗，在中国南部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和对中国边境进行挑衅，成为改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主要障碍。
　　会上有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究竟用什么方式，如何向苏联传递信息的问题。小平同志当时说，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无端猜测，可由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作为视察使馆工作前往莫斯科，并同时前往华沙。8月10日，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启程赴莫斯科。我驻苏联大使把苏副外长伊利切夫请到使馆，于洪亮同志一字不差地向他背诵了根据小平同志指示起草的、长达1000多字的说贴全文。在说贴中，我方指出，中苏两国关系不正常状况已经存在许多年了，中苏两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长久继续下去。双方应当作出努力，使中苏关系走上正常轨道，并逐步建立起睦邻友好关系。中方建议双方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通过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妨碍发展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从有助于改善两大邻国关系的一两个实质问题着手，推动其他方面关系的发展。
　　苏方的反应经历了一个过程。长期从事中苏意识形态论战的伊利切夫眼睛闭成一条缝，仔细地听着，但并未察觉中方信息的真实含义，仍然沿用过去的老调表态一番。当时在座的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比较敏感，捕捉到了中方信息中的新东西，称这件事可能起到某种推动作用，表示要“报告政治局和最高领导”。于洪亮转达完口信后，即去驻波兰使馆，表明此行目的不在莫斯科，也是为了避开外国记者，同时给苏联准备回答的时间。8月20日，当于洪亮回国途经莫斯科时，苏方作出正式答复，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在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当时，中美之间已就“八一七”公报达成协议并公开发表。
　　小平同志随后找我和于洪亮去他家里，听取了有关传递信息的汇报，并决定同意重开中苏谈判。在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开幕前，中苏双方已商定由两国副外长级的政府特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当时我担任中国政府特使，苏联政府特使是伊利切夫。第一轮磋商于1982年10月在北京举行。这不仅标志当时两国间只对抗、不对话状态的结束，而且预示着两国关系将由长期对抗转向缓和。
　　勃列日涅夫逝世的“葬礼外交”
　　1982年11月10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突然病逝，苏联决定15日举行葬礼。为了抓住时机做苏方的工作，小平同志立即指示派国务委员兼外长黄华同志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参加葬礼。这是在中苏高级接触中断多年后所采取的非同寻常的举措。小平同志还特意找了吴学谦和乔木同志，对这次葬礼外交中同苏联新领导人谈什么，怎样谈，如何报道，都做了具体部署。这时，黄华同志已经乘民航班机离京了，来不及向他转达小平同志的指示，就决定以黄华同志离京前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公布中方的态度。黄华同志在莫斯科下飞机后，才从我驻苏联使馆的同志那里知道“他在北京机场作了这样一篇谈话”。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谈话对勃列日涅夫的评价既不要简单批一顿，也不能只说好话。谈话中用明确而又巧妙的语言说到50年代后期起两国关系开始恶化，是指赫鲁晓夫；说到60年代后期以后这种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是指勃列日涅夫。照顾到这次活动是吊唁，都没有点名。对勃列日涅夫不久前关于改善中苏关系的讲话则表示赞赏，这是寄希望于苏联新领导。
　　11月15日，黄华同志见到苏联新任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当面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他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祝贺，表示真诚希望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苏两国关系会逐步恢复正常。16日，黄华同志主动约见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我方强调要使两国关系得到真实的改善，苏联必须采取实际步骤，消除妨碍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在几个重大问题上先做一两件事，例如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由于小平同志的果断、正确决策，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启动了。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两国政府特使就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问题进行了长达7年、共12轮的政治磋商。在此期间，双方在各个领域的交往逐步恢复。其间，苏联又有两位领导人相继逝世，我国万里副总理、李鹏副总理分别率政府代表团出席葬礼，保持了高层对话。中苏两国外长5次在联大期间会晤，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1984年12月，50年代时担任苏联专家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苏联副总理的身份访华为开端，两国实现了副总理级官员的正式互访。
　　“愿意破例到苏联任何地方同
　　戈尔巴乔夫见面”
　　从何处着手打开中苏关系僵局？双方曾有过一段争论。苏方企图避重就轻，主张从停止“敌对宣传”、增加经贸合作、旅游和互派留学生开始。但正如小平同志1984年10月11日会见竹入义胜时所指出的，“三大障碍不消除，中苏关系不可能有根本改善”。
　　1985年，戈尔巴乔夫继任苏联领导人，着手调整内外政策。他多次表示，希望苏中关系能得到重大改善，强调发展政治关系，提高对话级别。但在消除三大障碍的关键问题上，特别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一问题上，却没有松口。
　　1985年10月9日，小平同志在会见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时指出，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消除三大障碍，首先应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件事做起。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为推动中苏关系取得突破，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中苏举行高级会晤的设想。小平同志请罗马尼亚领导人带口信给戈尔巴乔夫：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我愿同戈尔巴乔夫会见。我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我可以破例。
　　1985年11月6日，苏方答复说口信收到了。23日，苏方表示，苏中举行最高级会晤和恢复党的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两国最高领导在远东地区的苏联或中国境内举行会晤，讨论苏中关系正常化问题。1986年7月底，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表示苏愿意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建立睦邻局势的补充措施问题，同意按主航道划分阿穆尔河（黑龙江）边界线走向，同时宣布苏联将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并正在同蒙古讨论撤出大部分苏军问题。对苏方这种反应，我们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同时指出，它同消除三大障碍距离尚远。1986年9月2日，小平同志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强调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越柬问题使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和对峙，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如果戈尔巴乔夫在越柬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消除了这个障碍，他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们于9月7日对外发表了这一谈话，把中方的立场公布于世，实际上是对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作出了公开的答复。
　　“高级会晤日期不能变”
　　在小平同志的直接推动下，中苏政治磋商取得了重要进展。苏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并同中方达成谅解，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了前提。小平同志指示，现在可以进行中苏外长的互访，说外长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已开始“半正常化”。1988年12月，我访问了苏联。这是自1957年以后30年来中国外长第一次访苏。那时莫斯科正是严寒的冬天，我们代表团的几个主要成员每天清晨在宾馆院中厚厚的雪地里边走边商量如何谈判。这次访问取得了成功，不仅深入讨论了柬埔寨问题，而且就中苏高级会晤问题交换了意见。接着，1989年2月，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进行回访，继续为中苏高级会晤做准备。双方主要讨论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和举行高级会晤的时间，以便达成一揽子协议后同时发表。但当中方同意苏方建议的戈尔巴乔夫5月中旬访华的时间后，苏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的态度突然变卦。当双方代表到达上海准备会见邓小平时，苏方只想确认高级会晤的时间而不愿发表已达成协议的关于越柬问题的共同声明。在小平同志会见谢瓦尔德纳泽前，我向他汇报了苏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立场后退的情况，并建议关于中苏高级会晤的日期也暂不公布，由双方继续商谈。小平同志表示，中苏高级会晤日期不能变，而且语气非常坚决。同时他又说，我今天不谈访问日期，这由你们去谈。会见时，谢瓦尔德纳泽外长对小平同志说，“戈尔巴乔夫建议5月15—18日访华，昨天我同钱其琛外长谈了这个问题”。谢的用意显然是尽管柬埔寨问题未谈妥，先请小平同志确认高级会晤的日期。小平同志马上作出反应说，“你们两位外长的谈话还没结束，希望你们继续工作，日期由你们商定，我听你们的”。谈话中，小平同志再次强调了早日解决柬问题的重要性。谢瓦尔德纳泽想绕过柬埔寨问题，只确定高级会晤日期的企图没有得逞。苏方不得不同意与我继续商讨柬埔寨问题。谢瓦尔德纳泽采取走边缘的手法，从上海回到北京的飞机上谈判仍未停止，到北京以后，双方继续相持不下。谢瓦尔德纳泽原定的离京时间一推再推，也解决不了问题。我当时一直在机场守着等待送行。天黑以后，双方在机场休息室又进行了一次最后的会晤，苏方同意留下人员同我方继续谈判。直到第二天，双方就共同声明措辞达成一致，才连同公布了戈尔巴乔夫的访华日期。
　　“只握手，不拥抱”
　　中苏举行高级会晤是轰动世界的大事。在礼仪、热度等方面如何把握分寸，事关重大，也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小平同志对此考虑得很细。他说，全世界都注视着中苏高级会晤，在接待戈尔巴乔夫来访的礼仪等安排上不要太热，要适度。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小平同志还叮嘱说，此点在同苏方谈具体礼宾安排时向他们打个招呼。“只握手，不拥抱”，不只是个礼仪问题，而且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中苏两国关系的性质，形象地勾勒出了未来相互关系的定位。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戈尔巴乔夫应邀访华。40多年来的中苏关系，经历了错综曲折、充满戏剧性变化的复杂时期。高级会晤谈什么、怎样谈？小平同志早就开始思考、运筹。他明确指出，高层会晤不谈过去的事，有些事实只作为回忆讲一讲，但不作为问题提出来，着重探讨建立新的关系。中苏关系正常化和高级会晤的中心任务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在同戈尔巴乔夫会晤时，小平同志说，重点是放在将来的事，但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中方的一些看法要讲，目的是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前进。但不要求苏方回答，也不要进行辩论。小平同志从两个方面回顾了历史：一是历史上中国在列强压迫下遭受的损失，二是近几十年对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何方。小平同志指出，从鸦片战争起，列强侵略、欺负、奴役中国，对中国造成损害最大的是日本，最后实际上从中国得利最多的是沙俄，包括苏联一定时期、一定问题在内。50年代，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六七十年代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苏联。小平同志总结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中苏关系，强调主要是苏联把中国摆错了位置，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虽然如此，我们从来记得，斯大林时期帮助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小平同志说，回过头来看，双方讲的都是空话。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一个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那些争论，我们也不相信自己是全对的。小平同志最后说，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了。戈尔巴乔夫表示，在不太久远的过去，在苏中关系的有些方面，苏联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并赞同讲过去就到此为止。
　　所谓开辟未来，是指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间关系，明确今后两国新型关系的具体内涵和应当遵循的准则。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几十年来国际共运的历史教训，强调无论是结盟，还是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高级会晤结束时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指出，中苏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的利益。这样就形成了既不同于50年代的那种结盟，更不同于六七十年代那种对抗状态，而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正常的国家关系。中苏、中俄关系的历史发展表明，这种完全新型的国家间关系不仅最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通过这次高级会晤，中苏两大邻国终于结束了几十年来的不正常状态，并郑重声明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两国都为自己的过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因为如此，双方倍加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宝贵成果。中苏关系正在实现正常化的时候，1989年夏季的政治风波正在临近。正常化后不久，国际形势经历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巨大变化。中苏关系的正常化，随之建立的中俄睦邻友好关系不仅经受住了种种考验，而且不断健康、平稳地向前发展，确立了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回忆新时期以来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历程和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对邓小平外交思想倍感亲切。如今苏联已不复存在，但小平同志处理对苏关系的战略决策对我国今天的外交工作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走向新世纪的新形势下，国际风云瞬息变幻，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的外交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学习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不断开创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附图片）
　　图为邓小平在参加外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