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必得——清华同方大型集装箱检测系统产业化工作纪实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志在必得
　　——清华同方大型集装箱检测系统产业化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杨健
　　80年代末，我国某边境口岸。海关人员正焦急地将货物往花了整整一上午才抽检完的一只集装箱里塞。身后，数以千计的卡车排开长龙，司机焦躁地按着喇叭……
　　1991年，法国戴高乐国际机场。世界上第一台集装箱检测系统投入使用，集装箱内小如香烟盒的物体在高能X射线的透视扫描下都清晰可辨。清华大学四位教授致信校领导，建议注意这一新动向，迅速开展独立研制工作。
　　1996年1月，清华园。“八五”攻关项目“大型集装箱检测系统”通过国家验收，检查一只集装箱的时间缩短到仅两分钟，而制造成本大大低于国外产品。专家指出，此时全球投入实用的检测系统尚不足10台，只要抓紧将成果转化为产品，我们完全有优势抢占一大块国内外市场。
　　1997年11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视察清华。参观集装箱检测系统时，他详细询问了系统产业化方面的进展，还特地带领随行的有关部委领导又一次参观了他早已熟悉的扫描大厅。这已是李岚清第三次视察集装箱检测系统。同时，他还为该项目的产业化做过四次专门批示。临上车前，李岚清把清华同方核技术公司的康克军总经理叫到跟前，摊开左手，在上面写了一个“底”字：“我要的就是这个字，一定要做到底！”
　　1998年1月7日，由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的集装箱检测系统产品化工作通过了国家组织的专家审定。专家委员会认为，该系统已达到可投产制造的程度，清华同方具备在海关建造系统工程项目的能力。海关方面则明确表示，将于今年春天启动第一套国产检测系统的示范工程。
　　我们的采访就从这里开始。
　　在坚持中寻找转机
　　集装箱检测系统的产业化，是一项极其繁难的系统工程。在当前科研成果转化普遍存在困难的大背景下，清华能够坚持下来，靠的是坚定的信念。
　　接受采访时，清华大学副校长梁尤能首先谈到的，是李岚清副总理去年11月视察清华时的讲话。
　　视察过程中，李岚清说，为什么我要抓这个项目？为什么我要四次批示？主要是解决学校的科研方向问题。搞好这个项目，不仅因为它能满足海关反走私斗争的迫切需要，也不仅是为填补国家空白，更重要的是，目前学校科研普遍只满足于写论文、得奖，不注意科研与产业、企业的密切结合，不注意把研究工作进行到底，特别是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只有这样，我们高校的科研工作才会有后续力量来支持。所以，这件事我是非常关心的，不能打打停停，要一鼓作气搞到底。
　　梁尤能告诉记者，清华每年有200多项应用型的科研成果，可转化率不足1／4，真正打得响的拳头产品更少。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在成果产业化方面经验不足，后续投入的力度不够。所以这次学校下定决心在集装箱检测系统的产业化上一竿子插到底，完整地解剖一只麻雀，以此来探索科研成果转化的新机制，推动学校科研工作的战略转移。
　　解剖麻雀
　　从科研的角度讲，当初集装箱检测系统的攻关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但只有进入到产业化阶段，项目组的教授们才真切地体会到“出成果”和“成果转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除了许多技术细节需要完善，更多的问题不是光靠技术就可以解决。像检测系统的加速器，外观难看，用户就可能不要；而要做出漂亮的外形，光开个模具就需要若干万元的花费。
　　这就涉及风险投资的来源问题。检测系统产业化耗资巨大，至少需要有数千万元资金沉积四五年。要继续投资，在攻关阶段已经自筹经费投入了500万元的学校，显然已无能为力。
　　同时学校的体制也难以适应产业化的要求。首先，学校的评价体系注重的是论文的质量和科研水平的高低，很少有人去考虑市场、成本和效益。质量控制和工艺研究这些产业化中最关键的环节，也往往因为创新成分少而被忽略。其次，学校科研的组织形式是师生们来去自由，很难形成稳定的产业化队伍。况且攻关组本已是教学、科研双肩挑，再要求他们承接产业化的任务，效率必然低下。
　　缺少风险投资，缺少企业化的运行机制，缺少相应的评价体系和思想观念。仔细分析这三个“缺少”，清华的决策者们意识到，学校的现行科研体制，已经无法再满足产业化的要求。要继续向前推进，只有将成果转化的工作转入企业，把活水引进来。
　　自己造一个“孵化器”
　　然而要找到符合要求的企业，实非易事。1996年，清华在国内搜索了一圈，也跟外企有过接触，可都没有物色到合适的对象。
　　对于集装箱检测系统这样一项在高校中孕育出来的大型科研成果，究竟要什么样的企业才能承担起产业化的重任呢？
　　校长助理、清华企业集团总裁荣泳霖分析道：要充分利用学校的技术、人才资源，它最好能以学校为依托，与学校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为了避免事业和企业两种评价体系的冲突，它又必须在体制上与学校完全独立；同时，这样的企业要具备大规模吸引风险投资的能力。
　　几个条件这么一摆，答案渐渐就出来了。从1996年下半年起，由清华控股的上市公司清华同方开始筹建。清华同方并非为集装箱检测系统而独家特设。它的成立，其实是要为校内众多科研成果建一个共同的“孵化器”。
　　为配合产业化运行机制的转换，学校在人才任用体制方面锐意改革。以往提起“稳住一头”，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把学术水平高的人才紧紧拴住。如今，清华决定打破这一“传统”，鼓励一批科研高手投身产业化进程。
　　就这样，1997年上半年，刚刚上市的清华同方成立了核技术分公司，专门从事集装箱检测系统的产品化开发和产业化工作。与项目一同进入同方公司的，还有清华工程物理系副主任、41岁的博士生导师康克军等科研骨干。
　　加盟清华同方，仿佛给久病的项目开了一剂良方。从1997年开始，集装箱检测系统的产业化驶入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
　　机制转换带来了什么？
　　我们问清华同方公司总裁陆致成，究竟是凭什么妙手回春？陆致成称自己是“无为而治”：“同方根据项目的前景和产业化需求投入资金，到了合同期限就向核技术公司要结果，就这么简单。”
　　而在康克军看来，同方一手托着市场，一手托着项目，承担的是两头的风险，满足的是双方的需求，它所提供的，正是弥补科研机制的缺陷、使产业化轻装前进的理想管理模式。不到一年时间里，同方共向项目注入资金500多万元，这几乎是整个“八五”期间国家向该项目投入的攻关经费的总和；更重要的是，同方严格按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机制的转换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机制转换的功效，首先表现在大家初步树立起了面向社会组合技术资源和生产资源的意识。集装箱传动装置的技术设计方案出来后，公司没有按以往的习惯把制造的任务揽到自己手上，而是向制造技术成熟的大型企业招标，结果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大大缩短了制造周期。从此，“招标”成了核技术公司赶进度、争市场的一大法宝。
　　机制转换之后，项目的各个环节，都从攻关阶段的单纯为技术先进性服务，向“经济效益优先”的方向转化。系统要配置一套计算机控制设备，有专家提议用当前科研部门推荐的最新产品。公司领导却认为，对于检测系统这样一种要求长期连续运转的实用化产品来说，技术的成熟性、稳定性是第一位的，在满足这一前提的条件下，部件的成本应该是越低越好。最后，系统选用了在工业界大量采用的工控机。
　　像这样否定他人的动议，在以往的科研攻关中是颇费踌躇的，弄得不好最后各执一端，谁也说服不了谁。在公司体制下，生产合格产品成了压倒一切的目标，所有的“面子”观念和个人意见的分歧都必须让路。这样，无谓的争执没有了市场，许多老大难问题在短短半年时间里都获得了圆满的解决。
　　现在回过头来看，项目参与者们才感到真正理解了李岚清副总理反复强调要把产业化工作进行到底的深刻含义，对科研成果转化的认识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