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心孤诣 力挽狂澜——回忆周总理处理红卫兵问题二三事 [复制链接]

第5版(专页)
专栏：

　　苦心孤诣 力挽狂澜
　　——回忆周总理处理红卫兵问题二三事
　　钱李仁
　　1965年，共青团中央报经党中央批准，以全国青联和全国学联的名义，组织了第一次“中日青年大联欢”，取得成功，并与日方约定于1966年在中国举办第二次“大联欢”。不料1966年“文革”骤起，共青团中央受到猛烈冲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每天被来自全国各地的造反派揪斗，最高峰时一天斗十余场，每场规模成千上万人。
　　8月初的一天，廖承志找我谈话。他说，第二次中日青年大联欢本已定于今年秋季举行。团中央目前处境难以承担起主办的任务，周总理要外办在内部主持，由尚可出来工作而熟悉大联欢活动的团干部并邀请红卫兵组织推派代表合作主办。这件事如果办好了，不仅对促进中日友好有利，而且可显示“文化大革命”并未影响我国正常的对外交往活动。他还对我说：“你1964年从团中央调到外办工作，对青年工作还不生疏。外办就由你和王晓云（日本组组长）来具体筹办。另外再请总政来一位同志协助。”
　　在廖承志的直接领导和具体布置下，并经廖公多次亲自做工作，大联欢的筹备机构按周总理指示精神不久正式成立。当时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一、第二、第三共三个“司令部”和北京各市区的中学红卫兵组织都派来代表参加，一起进行筹备。
　　9月下旬，廖公对我们说，周总理对于我们把各派红卫兵联合到大联欢筹备机构中一起工作表示满意，并要求各派红卫兵共同组织一个短小精干的文艺节目，9月30日到国宴上表演。红卫兵们按总理的要求在那一年的国宴上表演了一个舞蹈节目。
　　国庆过后不多几天，廖公又找我去，传达周总理指示，要我们去广州帮助即将开幕的广交会做红卫兵的工作。当时有不少省份的红卫兵扬言要到广交会上“破四旧”，砸烂外贸商品中的一切“封资修”。周总理指示向红卫兵讲明外贸对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意义，劝阻过激行动，同时听取他们的意见，择要向上反映。根据周总理指示，王晓云、总政一位同志和我立即飞赴广州，每天在广交会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按周总理指示精神做工作，直到11月15日广交会平安闭幕。返京后，经廖公批转，向周总理呈送报告。后据廖公透露，周总理把这份报告送请毛主席阅。
　　同我们去广州前相比，11月下旬北京的气氛大不相同。由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带头，开展着一场红卫兵内部“反对保皇派”的斗争，并强行推广到大联欢筹备机构内。他们硬要把参加筹备机构的“西城区纠察队”赶出去，“理由”就说“西纠”是“保皇派”。事态发展到12月下旬，终于爆发了“三司”等自称最革命的红卫兵冲击大联欢筹备机构（借设在民族饭店内）事件。廖承志于当晚亲自赶到民族饭店，苦口婆心地向两派红卫兵做工作，劝他们互相谅解共同搞好筹备工作。不料现场出现两个自称为新闻记者的人大嚷廖承志不要和稀泥等煽动性口号，廖公严加制止，两人“图穷匕首见”，亮出自己是江青派来的身份。廖公毫不示弱，当场以两人不守会场纪律为由，把两人赶出会场。这样才把“三司”等人气焰压下去，解除了对民族饭店的包围。他回到家已过午夜，马上接到江青自己打来电话，大叫“廖承志你还像个共产党员吗？”不等廖的回答就摔断了电话。
　　经过这一场风波，大联欢筹备机构已名存实亡。“三司”等显然在江青指使下把矛头直指廖承志。就在“民族饭店事件”后不多几天，我们正在惶惑不安，周总理亲自出面，在国务院礼堂旁边的一个小型礼堂召开会议，有关各方（主要是各派红卫兵）都出席会议。我记得，周总理一到会场，先命令把原来布置在讲台上的会议主席台撤到台下，同全体与会者靠近，并且改变了原来居高临下的态势，使会场的紧张空气顿时缓和不少。廖承志等同周总理一起在主席台就座。周总理耐心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对具体工作中的某些不足作了一些批评，最后强调廖承志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好好工作。这场风波到此告终。第二次中日青年大联欢筹备机构也只能不了了之。但廖公又工作了一段时间，直到1968年夏季被造反派关进养蜂夹道外办机关。
　　最后还有一个插曲：紧接民族饭店事件后的一个半夜，我在家被电话铃唤醒，接线员说：总理给你来电话。我马上听到周总理用凝重的声音问我，参加大联欢筹备机构有没有某某？我说有，是中学红卫兵。总理说，她今晚将被逮捕。然后周总理交代如家长来要人应如何回答，如果别人问起某某的情况应如何回答；并且说，怕你没有思想准备，不好对付，所以把情况告你。总理在如此错综复杂日理万机的艰难岁月中还记得一个干部可能遇到的难题，亲自打招呼，这是我永远铭记在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