矗立在人民心中的丰碑 ——拍摄《百年恩来》给予我们的启示 [复制链接]

第7版(副刊)
专栏：

　　矗立在人民心中的丰碑
　　——拍摄《百年恩来》给予我们的启示
　　周尔均 邓在军
　　十二集大型电视专题艺术片《百年恩来》播映后，在广大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们收到来自各地的大量信件和电话、电报，抒发他们对《百年恩来》的观感和对周恩来的怀念之情。
　　我俩作为周恩来的侄儿和侄媳，当初策划摄制《百年恩来》，正是试图通过这部电视片，表现他老人家伟大的人格力量。恩来伯伯和邓颖超伯母对亲属要求十分严格，从不允许侄儿女辈炫耀与他俩的亲属关系。伯母曾当面鼓励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好”，赞扬在军“是一个自强的人”。正因为如此，在他们生前除了有限的探望，我们不可能为两位老人家做些什么。在军任中央电视台导演近四十年，拍摄了《毛泽东诗词》等歌颂党和领袖的多部作品，但从没有机会通过电视表现自己最为敬重和至亲至爱的恩来伯伯。在他老人家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很自然地想到，筹拍一部电视专题艺术片，用这个最虔诚、最朴素也最能直接表达我们共同情感的方式，缅怀和纪念恩来伯伯，而他崇高的思想品德、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特有的人格魅力，应是这部电视片的主题和切入点。
　　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的幸福，毕生奋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正如谷牧同志所说，“周总理的功绩与日月同辉，怎么估计都不会高”。这其中，他的人格力量所折射出的光辉尤其灿烂夺目。在他身上，集中地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与中华民族优秀美德的高度结合，也体现了全人类最优秀的品德。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大智大勇、出生入死，胸怀坦白、爱憎分明，清正廉洁、严于律己，顾全大局、从不居功，实事求是、平等待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使他不仅成为政治家的典范，也是做人的典范。在《百年恩来》中要突出地展示这方面的内容，使之成为启迪后人传之久远的宝贵精神财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要用一个“情”字贯穿全片。周总理是一位充满感情的领导人：同志情、战友情、夫妻情、亲属情，乃至关爱每个革命后代的舐犊之情，无不最充分与集中地体现在他身上。我们的任务是寻求，是挖掘，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个具体的细节，使全片成为由一粒粒闪光的珍珠串成的璀璨的珍珠项链。
　　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我们在两年多时间的拍摄过程中，采访了近四百人，其中有当年与周恩来并肩战斗的老一辈革命家，有他的身边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有政治、经济、文艺、体育、新闻等各界人士，还有许多国际友人。其中，戏剧大师曹禺、觉悟社最后一位社员管易文、遵义会议参加者伍修权、中日友好奠基人之一孙平化、三十年代初期上海地下党处置叛徒顾顺章事件当事人周惠年、日本首任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等几位老人，在本片拍完时已先后作古，对他们的访谈也由此成了千古绝响。通过这些采访，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恩来伯伯崇高品格的认识，也远远超过了我们作为亲属过去对他的了解，更使自己从灵魂深处受到一次洗礼。其中感受殊深的是：
　　什么是伟大的人格力量？什么人才有伟大的人格力量？从周恩来身上我们直接看到了这种力量，而从人民群众至今对他的深切怀念中，我们也间接地感受到了这种力量。这种力量只有当一个人深爱着他的人民同时又被他的人民所挚爱时才可能激发出来，因此，它又可以归结为一种爱的凝结，爱的升华。
　　周恩来对人民的爱，是最具体最实际的，已经不仅仅是什么“行为准则”，而是化为他的一言一行，成为他生活、工作、做人的一部分。这样的例子在他的一生中数不胜数。邢台地震的第二天，他就赶到灾区，在余震未停的情况下，冒着房屋倒塌的危险听取灾情汇报，亲自到一个个村庄慰问受灾群众；当他发现群众是迎着风听他讲话时，立即把位置调过来，他自己迎着凛冽的寒风讲；从灾区回到北京，他没有休息片刻，马上找李四光等专家研究预报地震的办法。“大跃进”时期，由于缺碱，小学课本的纸发黄，周恩来发现后当即找来物资部、轻工部负责人，责成他们限期解决。他说：“这样的纸要把孩子们眼睛看坏的。我这样的老年人看还不要紧，我们眼睛早晚要坏，无论如何不能把孩子们的眼睛弄坏。”抗战胜利后一次从延安飞往重庆的途中，飞机遭遇险情，准备跳伞，但乘机的十三人只有十二个伞包，周恩来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伞包给了叶挺女儿扬眉，鼓励小扬眉要像她爸爸那样坚强。周恩来终其一生，总是把生的希望给予他人，把艰难危险留给自己。
　　周恩来对人民的爱，使他把每一个人都装进他的心里。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流着热泪向我们倾诉：1941年在重庆，她刚生的女儿菲菲瘦弱呕吐，周总理偶然看到，当即嘱咐党在国统区文艺界的领导同志，关心解决演员的实际困难。十五年后的亚洲电影节上，周恩来遇到秦怡，关心地问她：“你的小菲菲现在身体怎样？胃好不好？还吐吗？”秦怡说，当时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不住地流。时间过了那么久，女儿小时候的事我自己都忘了，可总理还清楚地记着。人们常常惊异周恩来超人的记忆力，其实这不仅仅是一种天赋，也同样是源于他对人民的爱。秦怡说得好：一个人如果不知道甜酸苦辣，没有坎坷的经历，没有经过苦难的历程，就难以产生这样博大的爱心。周总理正是因为把中国人民几千年的苦难的历程放在他的心中，所以他才会对所有的人怀有这样博大的爱心。
　　周恩来给人民的爱最多，他得到的爱也最多。周恩来对人民的爱是永恒的，人民对他的爱也是永恒的。百岁老人管易文——周恩来、邓颖超的老战友，天津觉悟社的最后一位成员，他在轮椅上接受我们采访时，记忆力已经完全丧失，连新四军时期就与他并肩战斗、共同生活一生的夫人也无法识别了。但是，当我们把周总理的照片放在他面前时，管老的目光顿时变得炯炯有神、亲切柔和，他用颤抖的手指一再圈点和抚摸周恩来的形象，而当在军把墙上悬挂的、管老在周总理逝世当天亲笔写的横幅指给他看时，出乎所有在场的人的意外，管老竟然十分清晰地连呼三声：“音容宛在，永别难忘！”泪水湿润了他的眼眶，也引起了我们灵魂的极大震动。让人难过的是，在这次采访后五十多天，管老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伟人周恩来，就是这样深深地刻印在一位丧失了对人世间一切记忆的百岁老人的脑海里。
　　伟大的人格力量，表现为一颗平常心，只做普通人。在周恩来身上，最鲜明地体现了平凡中见伟大，伟大寓于平凡的真理。
　　我们采访过的人士都谈到这样一个共同的话题：他们从亲身接触中感受到，周总理不仅仅是一位令人崇敬的国家领导人，同时还是自己亲密的朋友。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说，在周总理面前，大家无拘无束，什么心里的话都敢讲，好像都“变小了”。一次讨论影片《达吉和她的父亲》的得失，在周恩来明确表态之后，赵丹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周总理爽朗地笑着说：“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这种亲切、和谐的气氛怎会让人遗忘！
　　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工作，到基层视察，经常坚持自己到食堂排队买饭，自己付款，与职工一起就餐。他认为这是联系群众、了解情况的最好方法。六十年代他在上海钢铁厂一次就餐时，坚持自己排队，花五分钱买一个菜，两分钱买一个馒头，一分钱买一碗清汤，同工人一道吃，他很高兴。他散步时常常从西花厅后门走到大街上、人群中，他还搭乘过公共汽车。
　　恩来伯伯常用“八旗子弟”的教训告诫我们亲属和干部子弟，要求我们下到基层工作，当工人、当农民、当教师、当兵，不要浮在上面。但当“文革”中当兵一度成为“热门”时，他又说服我们一位刚刚参军的妹妹脱下军衣。他说：“好事要先尽着群众。”他为秘书在他外出期间修缮了一下西花厅的住房，少有地发了火。为这件事，他住在钓鱼台临时住所，坚决不回去，连陈老总去劝也不行。尔均一次去钓鱼台看伯伯，为了缓解他气愤的心情，劝他说，伯伯您平时教育我们要爱护国家财产，西花厅这个房子已经相当破旧，这是历史文物，简单地维护一下，也是保护国家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没有什么大错。恩来伯伯回答说：你讲的也有一定道理，但你要懂得，我是国家总理，如果我带头修房子，下面就会跟着干，还有副总理，还有部长，这样一级一级地下去，不知道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西花厅这样的房子，不用装修也就很好了嘛！我们国家现在还穷嘛！很多群众还没有房子住。他问我有没有读过杜甫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说看过，背诵了最后那几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伯伯说，你再重温一下这首诗，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这样气愤。后来，在大家的劝说下，伯伯让秘书把新换的床还回去，吊灯拿下，窗帘摘掉，才搬回西花厅。他为此事在国务院会议上两次做检查，都是检讨自己，一字未提经办此事的秘书。
　　恩来伯伯和伯母清正廉洁，严于律己，他们把节余的工资全都补助了有困难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尽可能地减轻国家负担，余下的都交了党费。当伯伯去世时，他和伯母两人的积蓄总共只有五千元。我们深深感到，恩来伯伯终其一生，只愿做一个普通人，决不把自己当大人物。
　　伟大的人格力量，能够化敌为友，化恶为善，尽可能多地争取同道者和同情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决定性的因素是人心向背。恩来伯伯磊落的胸怀、独有的人格魅力，为争取人心，化敌为友，壮大人民力量，削弱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夺取革命战争的最终胜利，巩固人民的政权，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巨大感召力。许多年长的高级专家、民主人士向我们谈到，他们正是从周总理身上看到共产党的伟大，从而坚定地站到了人民这一边。许多黄埔同学及其亲友表示，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失败并未使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彻底降服，在周恩来伟大人格的感召下，他们彻底折服了。黄埔学生、曾任国民党军长的杨伯涛老人在重病中深情地讲述了周总理三次亲切接见被俘将领的情景。第一次接见，当杜聿明先生惭愧地说：“学生对不起老师，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了，有负老师的期望。”周总理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能怪你们学生，要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第二次接见，周总理说，“今天的集会是黄埔师生联欢”。第三次接见，又亲自安排他们到祖国各地参观。伯涛老人含泪讲：“我对总理确实是非常敬佩，非常崇拜。我的崇拜是发自内心的。”周总理的人格力量，甚至感化了当年炮制“伍豪启事”、用八万大洋买周恩来人头的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张冲。他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通过与周恩来的亲身接触，对共产党人有所了解，给了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为此受到国民党内部责难，三十八岁就郁郁而终。周恩来在张冲追悼会上讲话时流下了痛惜的泪水，并且写了“风雨忆同舟，患难谁与共”的深情悼词。“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这八个字，至今仍是我们党统战工作的方针。日本著名政治家池田大作先生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我接触过世界上许多政治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周恩来的敌人也由衷地钦佩他。”被周总理誉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张学良先生，称他与周恩来“一见如故”，“周恩来是我认识的共产党最伟大的人物”，“中国我只钦佩几个人，周恩来是第一个”。周恩来海一般广阔的胸怀，在国际外交史上也留下了无数佳话。他和毛泽东一起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的大门。尼克松惊叹“周恩来的品德和才智是无与伦比的”。他用亲手为周总理脱大衣的举动表达对他的敬重之情。基辛格博士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周恩来是一个极富智慧的人，非常有魅力，极其了解人类。我见过许多国家领导人，没有人像周恩来那样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个政治家和一个人，他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说，“我给你们亲属最优先的权利，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作为对周恩来的纪念。这是我的荣幸”。
　　伟大的人格力量，可以超越时空，超越国界，超越政见，化为一种精神与世界文明共存。
　　通过对许多国际友人的采访，使我们深深认识到，周恩来人格力量的伟大，不仅成为民族的认识，历史的认识，也已成为世界的认识。许多外国朋友告诉我们，他们十分羡慕中国有周恩来总理，他们没有这样的领导人。柬埔寨西哈努克国王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周总理的知交。我们原打算乘国王在京治病期间采访他，国王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要求，但表示要在金边王宫接受采访。他说，“只有在周恩来总理生前两次到过的柬埔寨土地上和在金銮殿接受周恩来亲属采访，才能表达我对周总理和邓颖超夫人的感遇之恩”。金銮殿是圣洁之地，只有国家的盛大庆典才在这里举行。这里不能备水，不能上茶点，更不能使用空调。我们去的时候，柬方像当年接待总理那样，铺上了红地毯。身患重病的西哈努克国王不顾高温的气候，和我们一起深情地回顾了和总理的交往。他由衷地说：“周恩来总理是我的师长，我的兄长。他从没有教过我要怎么做，但他的行为本身就是我最好的榜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谈了整整三个小时，滴水未进，在身后有三个医生待命，以防不测。我们还应日本外务省的邀请，到周恩来早年留下足迹的日本采访，日本朋友同样沉浸在对周总理的深深怀念中。已故全日本航空公司总裁冈崎嘉平太的儿子冈崎彬说：父亲一生最敬仰周恩来，一直把周总理的照片藏在怀中。父亲到中国时，特意把我从美国叫到中国，就是为了让我结识周恩来这位世界伟人。冈崎嘉平太认为世界有四大圣人：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孔子，但都是古代的。他一生寻求当代的圣人，终于找到了：这就是周恩来。在他去世时，他的夫人说他并不难过，儿子奇怪地问，父亲去世你怎么一点也不悲痛？夫人回答，你父亲一生敬仰周恩来，他最终的愿望是到天国会见周恩来，这个愿望实现了，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她把一直放在丈夫身上的周恩来照片随同冈崎先生遗体，一起火化了。
　　恩来伯伯晚年那张最著名的照片——《沉思中的周恩来》，深深地印在亿万人民的心中。那是恩来伯伯生命最后的年代里，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意大利某代表团时，随团的意大利摄影家焦尔乔·洛迪，决意为他拍下来的。这位摄影家不顾不能携带照相机的规定，悄悄地带着照相机进了大会堂。等会见结束时，他走到周恩来的面前，提出要为总理拍张照片。周恩来欣然同意，并诙谐地说：“对白头发人的请求，我是不会拒绝的。”当我们采访这位摄影家的时候，他讲述了拍下这部风靡世界作品的经过：“周恩来的微笑，他的高雅气质，他的沉着稳重和高大形象深深打动了我”，“他的姿势是那么高贵，他的手和胳膊肘是那么完美地搁在沙发扶手上，根本无须作任何提示。他的目光移向远方，朝向我们的未来”。一幅旷世之作就这样完成了。最后，洛迪先生以“百年恩来——一位世界伟人”的题词，把这幅原版照片赠送给了我们，使我们非常感动。
　　九十高龄的日本樱花银行名誉总裁小山五郎只见过周恩来一面，也就是周恩来1974年最后出席国庆宴会的那一次。当他步出人民大会堂时，立即把周恩来与高悬天空的那轮洁白明亮的中秋之月联系在一起，当作人类中最高境界的形象铭刻在心里。因此，他为《百年恩来》的题词是：“人类的明月”。是的，周恩来和他不朽的人格力量，已成为人类文明史罕有的宝贵遗产。木雕可以腐朽，石碑可以倒塌，铭刻在人们心中的丰碑却与世永存。时间可以流逝，大地可以荒老，只要人类在生生不息地延续，我们就将永远拥有这笔无价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