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科技三问——政协委员谈科研体制改革 [复制链接]

第3版(两会专版)
专栏：

　　发展科技三问
　　——政协委员谈科研体制改革
　　本报记者 任建民
　　下个世纪的农业发展，依赖生物技术的应用和精确农业的推广，传统产业正面临高新技术产业的挑战。中国要迎头赶上，改革科研体制，使科技事业有质的飞跃。几天来，政协科技科协4个组的232位委员，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科技人员是多还是少？
　　每万个劳动力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是衡量一个国家科研水平的指标之一。这个数字，中国是6．8，美国是74．3，日本是79．6，德法英意等发达国家也分别为48到61不等。相比之下，中国的科技人员太少了。
　　中国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有250万。叶良才委员说，科研机构中不再适合搞科研工作的人起码有1／3。按中科院何祚庥委员的说法，优秀的科研人员只有1／3。
　　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我国的科研机关只进人不出人，积淀太久。每个人的创新周期不同，有的人一生都处在创新的活跃期，更多的人创新周期很短，甚至可能昙花一现。对于后者来说，如果能及时转行，也许会成为一个出色的企业家或政治家，在科研部门反而“窝死了”———国家科委徐冠华委员的一番分析颇有见地。
　　委员们有一个共识，即使科研经费大大增加，也不应该把不称职的人当做科研人员养起来。
　　科研经费用得好不好？
　　中国每年的科研经费约为340亿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5％，美国和日本每年的科技投入则分别为1700亿和1500亿美元，占2．5％—3％。
　　相比之下，我国的科技投入太少。何祚庥委员算了一笔账：340亿元平分给250万人，每人每年约1．4万元。去掉工资和基建部分，人均年度课题费不过数千元。
　　有限的资金有没有用好？在中国科协做了多年科研管理工作的徐善衍委员说：就是这些钱，有没有用好，还值得研究。“跑步（部）前（钱）进”现象在科技界也存在，说明科研经费使用的随意性太大，批条子拨经费，经过科学论证的不多。
　　郭广昌委员则认为，有很多项目都是做做论文、申请一下奖励后就束之高阁了，形不成产业化，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也就无从谈起。这也是对本来就很紧张的科研经费的巨大浪费。
　　何祚庥委员认为，“巧妇可为少米之炊”。如果把经费都用到优秀的科研人员身上，就可能有所作为。宋直元委员提出，中国应选出10个左右对下个世纪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项目，按两弹一星的投入程度去搞。
　　郭广昌委员认为，不光应该请科学家参加，还应该请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参加，制定一个综合的评估机制，确保关系国计民生的项目得到重视。
　　市场是不是最好的手段？
　　两院院士石元春从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后，当起了深圳一家农业高科技产业公司的理事长，几千万元的投资已初见成效。郭广昌等几位复旦大学的年轻教师几年前凑钱办起的生物制品公司，现在年销售额已达10亿元。他们吸引了投资，成功后，反过来又成为投资者。
　　中国科技大学的钱景仁委员说，国家应该鼓励科研人员自然流向公司企业，这种知识的转移，也是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捷径。正如杨振宁教授所说，中国科研人员下海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特别是高层次的少了。
　　何祚庥委员认为，市场机制能最大限度地推动科技进步。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说，要让投资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人有利可图，风险资金就会源源而来。徐冠华另有一番见解：参与制定规划的人能够处理的信息是有限的，而市场与机遇的变化是无限的，因此，应该靠市场的手段来决定哪些应该优先发展。而政府应该做的是培养一批科研基地，就像养育一片森林，再有合适的气候条件，不用播种，自然会长出蘑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