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人民心间 [复制链接]

第6版(综合)
专栏：

　　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人民心间
　　吕正操
　　在周恩来同志百年诞辰之际，我心潮起伏，思绪难平，常常忆及同这位伟大人物第一次认识的情景，以及全国解放后在他亲自领导下从事新中国铁路建设的种种往事。我的眼前，宛然浮现出周总理的音容笑貌；我的耳边，依然回响着周总理对自己的谆谆教诲；我的心中，永远矗立着一座“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不朽丰碑。
　　我同周恩来同志首次见面，是在中华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是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期间。
　　当时，我还在东北军任六四七团团长。1936年10月，张学良将军调我到西安，临时在其公馆服务。他亲自选些认为靠得住的人参加政治工作小组，准备在东北军里建立政治工作。我虽是一名东北军的军官，但其时已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同共产党人刘澜波、孙志远等经常来往，成为莫逆之交，并通过他们向中共北方局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
　　双十二事变（又称西安事变）时，我在张学良公馆担任内勤工作，就住在张学良私邸东楼。
　　在西安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十七路军进行了耐心细致的争取工作。周恩来同志还偕同李克农同志到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在城内的一个天主教堂里，与张学良将军会商过救国大计。周恩来同志热情诚恳的态度，卓越超群的才干，深刻精辟的分析，使张学良将军心悦诚服，极为钦佩。张学良将军常对我说，他最佩服周恩来，他与周恩来一见如故，无话不说，说的都是实话、真话。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立即邀请中共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当听说中共派周恩来作全权代表时，张就期待地说：“他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12月16日，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一行12人到西安后，即被张迎住其公馆内。张公馆在城东南隅金家巷1号，那座大院子里有三幢精巧别致的小楼。张学良及其眷属住西楼，中共代表团住东楼。周恩来同志就是在这里度过了几十个极其紧张繁忙的日日夜夜。这期间，我同周恩来同志的随行人员罗瑞卿、许建国等常有接触，同参加西安事变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宋黎等朝夕相处。
　　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立场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不同利益的帝国主义集团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这样，就形成一种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陈兵潼关，妄图乘机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说客、间谍、托派、汉奸，一时充斥西安，企图伺机挑拨张、杨关系，在张、杨之间制造内哄，在南京、西安之间挑动内战。国家民族的前途十分令人担忧。
　　在这种紧张复杂的局势面前，党中央高瞻远瞩，统观全局，从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出发，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对当时的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方针。
　　周恩来同志到西安后，立即分别向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阐明了我党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意见。周恩来同志在与张学良将军的会谈中，具体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以及西安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对张、杨的爱国热忱给予充分肯定；同时指出这次事变跟革命战争和群众暴动不同，它采取的是武装要求的形式。现在的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后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又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沙皇尼古拉二世是经过群众暴动被推翻的；拿破仑是经过战争全军覆没后被流放的。这次捉蒋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实力还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而且，在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他的广大官兵的抗日思想，日渐增长，从各方面考虑，对蒋介石的处置极需慎重。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向一个好的前途。这样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以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周恩来同志从大局出发，权衡利害得失，透彻、精辟的分析，使张学良将军认清了事变的前景，坚定了逼蒋抗日的信念。周恩来同志又耐心地反复地做杨虎城将军的工作，解除其顾虑，使意见趋于一致。他还亲自找在西安工作的地下党员谈心，传达党中央指示，统一认识，并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贡献。
　　12月23日，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了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并于12月24日晚亲自会见了蒋介石。周恩来同志态度严肃、认真，除了向他说明我党抗日救国的政策及西安方面的意图之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警告他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他唯一的出路。蒋介石面容憔悴、无精打采，但听了周恩来同志的谈话，却连连点头，目光里流露出不胜感慨之意。他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并邀请周恩来同志在他回南京后，去南京直接谈判。
　　在三方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终于得以和平解决，从而逐渐形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创了全面抗战的局面。
　　不料，张学良将军竟自行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12月25日上午，张学良将军身着戎装（他平时很少穿军装）来到我们住处东楼二层上，说他即将伴送蒋介石回南京。我们都感到很惊讶，劝他不要去。他坚决不听，还说三日内准回。当日下午3时多，张学良将军不顾个人安危义无反顾地亲自开车送蒋介石去机场。当周恩来同志闻讯赶去时，载乘蒋介石、张学良等人的座机已经起飞。果然不出人们预料，蒋介石一到南京就背信弃义，反而扣押了张学良将军。后来，周恩来同志叹息道：“张汉卿（张学良，字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周恩来同志留在西安继续做张、杨部队的团结工作，进一步揭穿托派和国民党特务组织勾结，企图破坏协定的阴谋。在汉奸、特务以及托派分子的煽动下，东北军中几个少壮派首领，于1937年2月2日晨突然下手，杀害了东北军中力主团结抗日的将领王以哲将军。接着又有几个少壮派冲进中共代表团的驻地，直奔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周恩来同志看到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立刻明白了这是来搞所谓“兵谏”的。周恩来同志非常气愤，霍地站起来，把桌子猛地一拍，大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子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周恩来同志这番严厉的训斥，击中了他们的要害。这几个少壮派气焰顿敛，低头不语。周恩来同志见他们平静下来，就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他们自觉惭愧，于是流着眼泪跪下来向周恩来同志认错请罪。
　　“二二”事变王以哲被害后，西安古城顿时增加了一层恐怖气氛。周恩来同志沉着冷静地应付严重的局势，亲自率领代表团成员到王家吊唁。当时灵堂尚未设好，周恩来等人首先赶到，使王以哲的家属和老一辈将领深受感动。周恩来同志以迅速果断的行动，戳穿了托派企图嫁祸共产党的阴谋，使东北军官兵更清楚地明白了解中共促进团结抗战的立场。
　　在西安事变前后那些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在那风云突起、瞬息万变的形势下和错综复杂、尖锐激烈的斗争中，我亲耳聆听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和教导，亲眼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作的艰巨的努力。我在这期间，认识了伟大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坚韧不拔、力挽狂澜、临危不惧、沉着果断、忘我工作，以自己崇高的品格感召着周围的人们；中国共产党光明磊落，为中华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利益英明地处理了西安事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全国走上对日抗战的道路。在张学良离开西安的第六天我随即赶回徐水，掌握部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七七”事变发生后，率部改编为人民自卫军，留在冀中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后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在党的领导下，开创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关心、惦念着张学良将军，对他的爱国热情给予高度评价，为他的安全、自由而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吁，想方设法加以营救。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直接负责此事。他曾一再同国民党当局交涉，把释放张学良将军作为历次谈判的首要条件之一。1944年12月24日，他电复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特使赫尔利，提出恢复国共谈判的四项先决条件，其中第一条就是释放张学良等爱国被囚人士。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每年都要开会纪念西安事变，希望张将军早日获得自由。周恩来同志多次发表讲话，高度赞誉张、杨两将军，称他们是“千古功臣”。他一直挂记着张将军，感念他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他常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夺得了政权，但是不要忘记了帮助过我们的朋友。有的人现在还在台湾，等祖国统一了，一定要关照这些朋友。张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位。”1975年9月，周恩来同志身患癌症，病情非常严重。此时此刻，他仍在关注着远在台湾的张学良将军。从一份《情况反映》上得知张学良患了眼疾，且有失明的危险，他立即提起笔来，用颤抖的手写下批示，要有关部门查清具体情况，想办法给予帮助。他还不放心，又在批示后连加了三个字：“托！托！托！”这是他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室所作的最后一份批示。弥留之际，周恩来同志又让人把罗青长同志找来，再三嘱咐：“不要忘了台湾的朋友。”
　　张学良将军经过多年的幽居生活之后，于1991年3月赴美探亲。两月后，我亦飞往纽约与张将军重逢。我向张将军郑重递交了邓颖超同志的信，并转达了党中央领导对他的问候。在信中，邓颖超受邓小平同志委托，诚恳欢迎张将军在方便的时候回家乡看一看。张将军没有使用放大镜，脸几乎贴到信纸上，一字一句地认真看着。看到末尾邓颖超的签名时，他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替我问候邓女士。”他的目光里仍然充满着对周恩来同志无限钦佩之情。他沉思了片刻，又说：“我这个人清清楚楚地很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不久，他给邓颖超亲笔复信，其中写道：“寄居台湾，翘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将踏上故土。”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回顾周恩来同志在西安事变前前后后的活动，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他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表现出的大智大勇，作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的优秀品质和崇高人格的无比巨大的感召力量。
　　全国解放后，我又长期在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下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担任铁道部副部长、代理部长和部长职务，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
　　作为“开国总理”、“人民的好管家”，周恩来同志为国为民，日理万机，事必躬亲，殚精竭虑。他平时每天睡觉不超过4小时，但精力却十分充沛。事无巨细，凡事都亲自处理。有时半夜把我找去，或把有关的几个部长找去，不带秘书，问什么答什么，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许说假话，他知道就加以补充。一次，他问及济南铁路的什么情况，许多人答不上来，我也一时说不上来。他却知道。周总理博闻强识，记忆力之好，是非常惊人的。他与别人谈话，都是先听人家的，让别人说完话，然后再讲一讲自己的意见，从来不训斥人。我们在他跟前，如坐春风，毫无拘束之感，气氛平和、融洽。我们用毛笔写的工作报告，他总是认真细致地阅看，而且还边看边改，连标点也改。他这种诲人不倦、一丝不苟的精神使我们十分感动。
　　周总理非常重视铁路建设，对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对我们的指示非常明确、具体。他指示我们：一方面要赶快抢修原有的线路，另一方面要加紧修建新的线路。他很关心成渝路、天兰路、宝成路等新线的修建。他亲自主持会议，作出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批准了大桥的初步设计、工程预算和施工期限。他为大桥的修建操过不少心，并且为大桥题了字。在南京长江大桥建设过程中，对于如何贯彻毛泽东同志“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周总理指示我组织专家和有关人员进行讨论，提出具体的方案，他也做过明确的批示。毛泽东同志提出“成昆路要快修”、“川黔、贵昆路也要快修”后，周总理亲自部署，调集了铁道兵、铁路职工和民工30余万人，展开了一场西南铁路大会战。对西南铁路建设的一些技术设计问题，从隧道的净空、路基的宽度到闭塞信号的使用，他都仔细地听取我们的意见，做过详尽的批示。在西北修铁路困难很多，遇到大风沙，有时线路便被覆盖。后来，周总理指示我们在铁路两旁种树，搞绿化，这样才保证了线路的畅通无阻。
　　周总理对铁路上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总是不辞劳苦地亲临现场了解、处理。1958年，黄河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洪峰。7月17日夜，郑州黄河铁桥11号桥墩被冲毁，京广线受阻（当时新桥刚开始筹建）。周总理知道后，次日下午就带着我们乘飞机赶到郑州。他在深夜冒雨到大桥上视察。有的工人看到总理浑身都被雨淋湿了，就找来一把雨伞要为总理打上。总理说：“不用，我愿和工人同志们一样。”他走到工人中间，征询和听取他们对抢修大桥的意见，并和在现场指挥抢修的领导干部一起商讨了尽快修复大桥的方案。当大桥迅速修复后，8月5日下午，周总理又一次到大桥上视察，看望和慰问参加抢修的工人和战士。他沿着桥梯走到新架起的钢梁底层，细致地观看，检查了新建的钢梁结构，称赞工程建设速度快，同时指出必须保证工程质量。当夜回到住地，又听到济南黄河铁桥也出现险情的消息，周总理不顾劳累，于次日即飞抵济南视察。为了不影响运输任务，他一下飞机，就用电话通知路局：上桥查看时，不要耽误列车通过。总理边看边问，回到桥南头，他对大桥哪里该维修，哪里该加固，一一作了指示，并对路局的同志说：“你们要千方百计把大桥保住！”
　　1961年，铁路的某些地区，出现了治安秩序混乱、事故增多、线路和车辆遭到破坏、领导涣散的状况。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周总理向我们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铁路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指示。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定由总书记邓小平同志直接抓铁路。1961年1月24日小平同志指示：铁道部要成立政治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他问我多久搞起来。我说一个月左右。小平同志说不行，三天之内就要成立。我们根据小平同志这个指示，在1月25日先后召开部党组会议和全路电话会议，迅即成立政治部，成立铁道部党委，健全基层政治工作组织，加强生产第一线的党、团工作。这样，我们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加强了党对铁路的领导，加强了行政上的统一指挥和思想政治工作，一个月之内基本结束了铁路秩序的混乱局面，迅速改善了线路、车辆被破损的状况。
　　1973年6月，阔别延安26年后，周总理陪同外宾到延安访问。他望着熟悉的山川街道，纯朴的陕北老乡，不禁深情地说：“又回老家了！”在延安，他不住宾馆，要住原边区交际处；不吃大米白面，要吃小米杂粮。他为延安人民规划了“三年农业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目标。听说老百姓吃穿有困难，他流下了眼泪。为了帮助改变延安的面貌，支援陕北的建设，他立即下命令把铁路修到延安。他对延安人民亲切地说：“你们把延安建设好，我一定再回来！”
　　周总理时刻关心人民的疾苦，把老百姓的困难看得比自己重要。1966年3月8日和22日，邢台地区连续发生两次强烈地震。在大地还在抖动，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的困难时候，周总理先后三次亲临震区，视察灾情，慰问群众，鼓舞他们战胜困难，重建家园。1975年1月，海城发生强烈地震。此时周总理已重病在身，他知道我是海城人，立刻通知有关单位，指定我担任中央慰问团副团长，以慰家乡父老一片系念之情。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记得，周总理的胸前经常佩戴着一枚上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的纪念章。为人民服务，这是周总理终生身体力行的根本宗旨，这是周总理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管在急风暴雨的战争岁月，还是进行和平建设的年代，周总理总是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最关心人民，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楷模；他事事想到人民，把人民的疾苦和困难放在心里头，站在人民中间（而不是人民的上头），同人民心连心，是人民可亲可近的知心人。正如毛泽东同志赞扬的白求恩同志那样，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地热忱。在中国，在世界，这样的总理，真是千古一人。
　　周恩来同志，您是人民的好总理，您永远活在人民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