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得失说“水浒” [复制链接]

第10版(大地周刊·舞台屏幕)
专栏：佳作赏析（8）

　　改编得失说“水浒”
　　赵忠祥（主持人）：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已过去一些日子了，今天我们特地请来了该剧创作者和一些专家，让他们谈一谈自己的想法。
　　拍历史剧出现了两个流派。一种是忠实于历史，忠实于原著。同时也有些电视剧，带有一些戏说、野史、演绎、调侃这样一种性质。当然《水浒传》应该属于前者，希望大家能就此展开评论。
　　张纪中（《水浒传》总制片主任）：《水浒传》是根据名著改编的，所以它的定位是定在一个非常严肃的正剧上。忠实原著的思想内涵，忠实原著的主要人物的命运、性格走向，以及大的故事框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照本宣科、照搬原著。小说和电视剧毕竟是两种观赏形式，小说非常精彩，有的却不易于在电视剧里表现，所以这有一个改编创新的问题。再一个小说本身有许多败笔，甚至画蛇添足的东西也有。那么，这正为我们电视剧创作提供一种自由度。我们要把《水浒传》拍得从头到尾好看，就要克服原著中的虎头蛇尾现象，所以我们就把重点放在后面，突出招安的悲剧。
　　田连元（评书演员）：要把小说改成电视剧，就必须得改编，不改编就成不了电视剧。而且四十三集电视剧，囊括了一百二十集《水浒传》，如果没有改编，没有删节，那是没法拍的。从现在来看，拍得效果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后半部悲剧气氛的渲染很好。有人看到后三集，特别恨宋江，说最后把一帮人带成这样，这里悲剧效果已经产生出来了。
　　王学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水浒传》几百年流传，它已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整体。所以在改编的时候，你动这个就容易牵动那个。比如说潘金莲，你改她，就会影响武松的形象；你肯定阎婆惜，就会影响宋江最后怎么走上梁山的这条道路。所以说我倾向于把不太好的、不太健康的，还有当代观众不肯融通的东西删掉。我觉得这样既能忠实于原著，又能使当代观众接受。
　　李希凡（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学者）：我主张要忠于原作。忠于原作，不是说不能创作；如果不创作，我们改编电视剧是为了什么？《水浒传》有很多地方，特别是后边几集，这么紧凑地把大背景表现出来，的确表现出编导的独具匠心。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遗憾的地方，就是语言用原著的太少。《水浒传》小说中的语言，是非常个性化的。多用一些原著的语言，可以更好地表现人物性格；现在是大白话多了一点，这必然影响电视剧的效果。
　　张绍林（《水浒传》总导演、总摄像）：《水浒传》中招安之后的悲剧结局是观众陌生的。这就给我们拍电视剧留下一个好的表现空间，就是加强后半部悲剧的震撼力。结尾是宋江追求忠义双全，他的忠君思想就是皇帝要我死，我绝不活。而李逵说，我为大哥生，大哥要我死，我绝不活。他们两个一个为忠献身，一个为义献身，他们用生命的完结来追求一个忠义双全的理想。吴用这个人物很有意思。他从头到尾眼睁睁地看着梁山的兴起和衰败。最后的结尾我主要是表现他。他没有任何语言把宋江的骨灰和李逵、花荣的骨灰埋了，又抬头看了一下天空的“替天行道”的破旗。这个时候我配了一段歌声，这是宋江上梁山时候，阮氏三雄唱的一段渔歌。这歌能把观众带到梁山兴旺发达的那个时候，但是眼前是空荡荡的聚义厅，这使观众思考的空间扩大了，观众会有许多感触。这种手法就是帮助渲染一种悲剧的震撼力。这个空旷的描述，使得这样一部农民起义的可歌可泣的历史，画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这说明在当时社会，他们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不管是整个队伍的局限性还是个别人的局限性，特别是领袖人物的局限性，注定当时的这场起义是以失败为结束的。
　　冯其庸（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学者）：《水浒传》这部戏的武打设计得很出色，打的让人觉得非常可信，也没走戏说的路。如果完全用新的声光电来设计武打的场面，那就不是《水浒传》了。现在全是中国人的传统打法，有中国作风，一点掺假的东西都没有，与欧洲人的完全是两码事。
　　胡晓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水浒传》是一定要打的，因为《水浒传》是在武打的行动中塑造人物的，没有什么心理描写，他动手就可以说明他的性格，包括怎么动手、谁动手这么一个习惯，都是描写人物性格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是如果像香港的新派武打电影，那就不符合《水浒传》这样一部戏了。我觉得导演这两个分寸都掌握得比较好，所以显得好看。
　　胡恩（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我觉得四大古典名著，特别是《水浒传》的成功改编，极大地普及和推动了广大的电视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对我们古典名著的阅读。从这个意义上讲，名著的改编对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起到一次很大的作用。
　　赵忠祥（主持人）：《水浒传》给我们的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启迪；这些人是除暴安良、见义勇为的英雄豪杰，不是现在的流氓、小偷。产生梁山好汉的那个时代已过去了，在现在这样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如果有人以看了这部戏为借口，“该出手时就出手”了，那不是李逵，是李鬼，一定要严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