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触电”是是非非 [复制链接]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每期话题

　　作家参与影视剧的创作，曾引起不同的反响，人们把这一现象称为“触电”。作家“触电”给影视带来了什么，又对作家本人乃至文学产生了什么影响，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今后发展的趋势又如何？本期文学话题采访了文学、影视界的一些人士，大家共同来评说——
　　作家“触电”是是非非
　　本报记者　杨少波
　　文学的历史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漫长久远，而作为戏剧、音乐、美术等艺术形式之后的“第七艺术”——电影的历史则刚过百年。1895年12月28日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地下咖啡馆放映的《工厂大门》、《火车进站》、《水浇园丁》宣布了这一新兴艺术的诞生，而电视这一传播媒体的产生则更在数十年之后。
　　文学，作为众多艺术发生发展的“母体”，对新兴的影视艺术给以积极影响和支持，似乎是当然之理。电影的发展以有了它文学形态的剧本为其成熟的标志，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田汉、夏衍、阳翰笙等文学家对电影的参与和他们合作的实绩已经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当今的影视导演更不隐晦自己的态度：“我们就是要站在文学的肩膀上发展，有文学的优长，我们为什么不利用？！”一些“当红”导演在全国各文学期刊全面搜索，购买有拍摄可能性的小说的影视改编权已不是新闻，而某导演为一部历史剧邀五六位知名作家同时执笔写本子，最后各作家手捧“作业”候选一事也曾闹得沸沸扬扬。
　　相反的激烈意见同样存在。有电影专家认为电影的视听思维同文学思维有区别，不要以为会写小说就同样能搞电影，不要简单地把文学因素平行位移到影视中来，不要把影视拍得像“配音连环画”或鼓书艺人的“说书”。
　　有作家“触电”较深后突然发现，嗣后写出的小说像剧本，景物描写像拍摄提示，这一段“触电”的“激动”、“战栗”经历把自己的文学感觉弄丢失了，自己仿佛再也回不到文学写作的状态了。他们惊呼告诫同行：这“电”可“触”不得，摸不得，没有考虑清楚之前，不要轻易踏上这条“不归路”。众说纷纭之中，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近十年来，《秋菊打官司》、《皇城根》、《车间主任》等一系列影视剧的产生，都有作家参与的一份力量，文学对影视的支持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作家也从其中得到不少收获。
　　作家何申近年内频频“触电”，《一村之长》、《一乡之长》、《大人物李德林》、《男户长李三贵》等都是他写作、改编的影视作品，他认为自己在这几年的“触电”经历中收获很大。他说作家有必要利用影视这种新的传媒，把自己对生活最真切、生动的感受和触动呈献给大众。“触电”的经历给他带来了观察和思考方式的变化。以前写小说，许多极细微之处都可以一笔带过，而写影视剧，来不得半点含糊，你必须把来龙去脉、场景细节都“看”到、“听”到，要“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为导演拍摄和演员表演提供依据。这促进了作家更进一步深入生活，增加体验生活的深度。写作是青灯枝笔的个人创作，影视剧则是导演、演员、编剧、舞美、灯光等群体合作的创造。艺术的因素增多了，困难加大了，创造的可能性也增加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在拍片的实际过程中，群体之间的相互激发不断丰富着编剧单个人的构思。所以他说，当生活中又有了激动我的新鲜题材时，当有了那些富有矛盾冲突、动感较强的表现内容时，我宁愿从影视的思维和表现手段着手。
　　电影理论家戴行钺认为，作家参与影视剧创作在影视史上是一个传统，其中不乏成功结合的范例。这些年由于各方面的冲击和自身的原因，许多电影厂的剧本创作人员不断流失，这一部分力量由富有叙事经验的作家来补充，也是件好事。对作家参与影视一事，电影界某人士的言辞更为激烈，他痛感于大量粗劣影视作品的产生，致使人们说“搞影视的人没文化”成了当然之语。他慨然说道：“像这样下去，搞影视只要有中等智商就够了。”在这种情况下，影视寻求文学“母体”的支持，似乎是必要而必需的。
　　但是影视毕竟有其自身规律，文学与影视之间的“语言”转换能否顺利实现决定着这种“合作”的最终结果。
　　作家刘震云谈到了影视独特的艺术表现力。比如浸入角色灵魂的好演员，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与影视画面融合的音乐节奏以及蒙太奇效果带来的图像的威力等，都是小说无法直观展现的。但站在小说家的角度，他认为影视改编的小说内容大多是小说最上面的东西，而在“看”到和“听”到的界限以下的东西都被拦腰斩断了，被斩断的往往是文学的精华和特质。文学可以不顾影视拍摄的现实性，使情节突飞猛进又倏然转折。长篇独白、心理描写、严谨的思考，这些都是小说之长，但它们又很难完全转化成影视语言。他比喻说：“影视作品像端到桌子上的一盘菜，它重视的是色香味，而文学重视的是厨房里的阶段，剥葱剥蒜，洗姜择菜……”从作家的角度，他对影视表达了自己谨慎的态度：“熟悉它们没有什么坏处，你可以熟悉另一种语言递进的方式。但这两者有差别，拍片子和写小说，就好比种西红柿和种西葫芦，两者没有高下之分，但种起来是非常不一样的。它们是流向不同的河。”
　　在这些差异之下，刚开始接触影视的作家们难免有许多“不适应”和“委屈”之处，他们觉得自己最精彩的思想没有在影视中表现出来，而影视专业人员则觉得他们不懂影视基础难以沟通。
　　作家何申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任何“触电”的作家几乎都经历过一开始高兴——发现不适应——别扭、委屈——最后得心应手的过程。他说只要把握两者的特点，“适应”是不难做到的。当回头再去写小说时，确实存在着小说叙述语言和心理描写不自觉丢失的问题，但只要细心调整往回找，艺术感觉还是可以回复的。这使我们想起几年前法国小说、电影两栖作家罗伯特·格里耶访华时，有人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请问您又写小说，又搞电影，这两者如何同时做到？”罗伯特·格里耶笑笑说：“当你写小说时，用小说思维，当你拍电影时，用电影思维就是了。”
　　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如此潇洒自如地出入于这两种思维，针对作家以文学的固执形式参与影视创作，某电影理论家曾出惊人之语：“这些作家搞影视，是这些人在文学圈中混不下去，跑到影视圈来了，这根本上就是一个就业问题，而不是其他。”他带有几分调侃意味地说：“这样好不好，你们新闻界做件好事，牵个头，办个班，给这些跑到影视圈的作家讲一讲影视基础知识好不好？！”
　　坚守文学写作的某作家对作家“触电”也持反对意见。他说：熙熙攘攘，名来利往。作家“触电”，无非为名利二字。第一，他们看到了自己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就可以一夜成名，天下皆知。这比单纯靠阅读的小说传播速度和广度要快得多、大得多。第二，为影视，尤其是电视剧剧本的高额酬劳所诱惑。编故事，侃本子，一年几十集，收入百十万，萝卜快了自然不洗泥。有的作家甚至在这种高速运作中产生了“电视剧情结”，这样的速度，这样的热闹，哪还有心思再回头搞文学！有多少青年作家就这样被毁了。在西方，有多少作家在“好莱坞”把手中的这枝笔写坏了。艺术感觉、青春才情是转瞬即逝的脆弱之物，珍之惜之才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作家才现身说法：“电”是老虎，“触”摸不得，此路单程，有去无归！
　　作家述平把其小说《晚报新闻》改编成电影《有话好好说》时，在导演要求下，历时长久，十易其稿，最后他自嘲地说：“一个作家终于不幸地被折磨成了一个编剧。”这其中有机智、有调侃，该也有提醒。
　　针对文学与影视的艺术规律，人们赞同不同门类艺术间的良性影响，而作家必须有清醒的定位意识。
　　近十几年，影视剧作为新兴的艺术门类，在社会发展需要促进下，在作家们的积极参与下，产量和质量都在不断提高。反过来，影视作为一种文化工业与市场的密切关系，又影响、带动作家更多地关注今天的社会现实。《人间正道》、《天下财富》等都是二者相互影响较成功的例证。新近成立的“中国作协影视文学委员会”也在为文学和影视艺术架设沟通的桥梁。
　　在纷纭交错的意见中，我们隐约分辨出现实的措施和出路。影视不是文学、音乐、绘画等各类艺术的简单综合。西方有论者指出：“电影粉碎了一切传统艺术的清规戒律。”影视给人们带来的动态、立体、视听思维如同一种新的哲学观念，给人们观察、认识世界的方式带来了新的改变。电影理论家戴行钺说：“作家要从头学起。作家要真心诚意地参与到影视艺术创作之中，就必须熟悉其中的规律。那种仅仅玩‘票友’的方式和因名利而动的行为是很难把二者做好的。”
　　所以不少自觉自醒的作家们在轻轻“触”到了这“电”的感觉之后，就又回守文学，潜心创作了。有的则在这惊心动魄的“触”动过程中发现了得心应手的新天地，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这门新的视听艺术中去。作家关仁山的说法很形象，他说，作家可以两条腿走路，但文学创作和影视创作这两条“线”千万不要“短路”，“短路”了两样全完。两栖作家应该像盏灯，要让“两条线路”为自己输送电力，照亮路程，绝不能因“短路”而“触电”身亡。
　　正如作家郑万隆指出的那样，现在的作家“兼营”、“并作”影视只是一种过渡，分流是必然的趋势。要么成为专业的剧作家，要么重新回归文学，是这些“触电”作家的基本选择。为名利所动的短期行为对文学和影视都是伤害。这不单纯是一个热闹的新闻话题，在文学和影视发展的更深远层面，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以何种艺术手段创造性地传达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将会为我们解决其他一系列艺术和现实的关系问题提供启示。
　　青年导演陆绍阳站在影视发展的角度这样说，影视编剧由作家参与也好，不参与也好，一开始就应有影视艺术的整体思维在其中，从电影史来看，戈达尔、伯格曼、特吕弗、伍迪·艾伦、阿尔蒙多瓦等有较好作品的导演，他们是导演同时又是编剧，编导一体化是影视艺术发展的有效途径。
　　作家“触电”的是非利弊究竟孰轻孰重，文学和影视的纠葛如何才能理清，当我们用这一问题询问一位刚刚走出电影院的普通观众时，他的回答很简捷：“能写好影视的闹影视，能写好文学的搞文学，真有能耐一手拿镐，一手拿枪的，就一肩挑，一句话，该干嘛干嘛去，这样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