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话题　潇潇“语”下 [复制链接]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文艺争鸣

　　现实主义话题
　　潇潇“语”下
　　近两年来，现实主义问题成为文坛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景观和热点话题，其讨论缘起于1995年下半年之后一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出现，如何申的小说《年前年后》、《穷人》，谈歌的《大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威风凛凛》，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破产》，李贯通的《天缺一角》，李佩甫的《学习微笑》，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周梅森的《人间正道》等等，在文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面对这样一些作品的出现，文学界人士感到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对不遂人愿的文坛现状的强大冲击力，《文学评论》、《文艺报》、《作家报》等报刊纷纷展开了认真的讨论。
　　“复归”之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走俏文坛，体现了作家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重新把握。有一些人认为，作为创作方法，现实主义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主潮，但自从先锋派、新感觉、新体验、新状态、新乡土、新写实等各种标新文学喧闹于文坛之时，现实主义“灰眉土脸地抬不起头”，产生了“低眉顺眼的那种无端的自卑”，在文学的空间里，只是偶然才能见到它们沾满尘垢地塞在一处处宛如商业街精品店处所的角落里，而今久别重逢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崛起和复归，是对文学脱离生活倾向的纠正，是对“淫靡腐败的创作之风”的反拨，因而，现实主义文艺是世纪之交时中国文坛的一个发展趋势，现实主义回归是一大可喜的变化，它“宣告或预示着现实主义的回流与繁荣”。有论者不同意“复归”或“回归”的说法，他们认为，“现实主义的创作从来也没有‘走失’过———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们，从来也没有停过笔；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从来也不比‘前卫’、‘先锋’的作品低”。因而，“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什么现实主义的‘复归’，不过是有关现实主义的话题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罢了”。
　　“涵括”之辩。近几年出现的现实主义作品，面对正在运行的现实生活，尖锐而真实地揭示了以改革中经济问题为核心的社会矛盾，注重当下的生存境况和摆脱困境的奋斗，灌注着浓厚的忧患意识。其创作的意义，“在于修复了一度被否定和割裂的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内在联系，赋予了文学以切实的当下品格和言说当下现实的能力”。无论是在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上，还是对典型人物的着力塑造上，或者是对创作手法的充实与丰富上，这些作品都带有现实主义的特有品格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此同时，有论者就创作现实提出，不能把“现实主义”一词“作为某种标签来随意凑热闹；讲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不能只讲以现实生活为对象。”“仅仅只是某种层次上关注了现实，是一件容易不过的事，而现实主义，却意味着比这多得多的东西。”有论者总结道，理解现实主义应理性分析现实主义精神的内在因素，它包括“现实”精神、“真”的勇气和“人”的形象。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仍要坚持在真实描写现实社会关系的同时，真实地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与此不同，有论者认为文学叙事不必恪守这一经典原则，应强调对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存在和人的现实处境的典型再现，“是否关注人的灵魂，以及把人的灵魂的底蕴揭示到怎样的程度，便是衡量现实主义作品肤浅还是深刻，拙劣还是优秀的一种标准。”有的论者主张走向“发展、开放、多元的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在随时代不断发展的同时，在艺术思维和创作方法上不应排斥其他流派，要在现实主义精神下容纳各种模式。由创作引发的人们对如何理解现实主义的问题，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人们对现实主义创作成绩的肯定，以及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得到不断发展的期望与思考。
　　“隐忧”之思。体现在具体的创作上，有论者认为，目前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缺乏形而上的深思，作品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深度和厚度，存在回避价值判断的倾向，艺术上不够精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感染力和文学价值。同时，有论者指出，目前流行的商业化的文学炒作之风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消极作用。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一种时尚，商业炒作会使作家难以自持而疲于奔命，从而损害本应该属于寂寞的文学创造。从整个文学事业的发展上来看，有一些人认为，“在今天，现实主义已不再是奖章，挂在谁身上谁就成了‘文学英雄’”。对于现实主义创作“要欢迎，但不可定于一尊”。有论者担忧：“但愿‘复归’之议中不含丝毫曾被‘放逐’的怨懑，不会成为一种文学流派重新振起后贬低别种流派的潜台词。”因而，有论者强调指出，“现实主义对其他文学流派的开放性、借鉴性，是它得以以生气勃勃的姿态重新成为话题的奥妙所在。可是，现实主义话题的升温，非但不应该也不可能否定各种各样的文学探索和形形色色的文学流派。相反，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评论家们，对待不同的文学流派应该采取格外谨慎的‘兼容并包’的态度，珍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氛围，以熔铸百家，发展自己，不断开创现实主义文学的广阔道路。”
　　（一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