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　历史人物的评价 [复制链接]

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热点透视

　　再议
　　历史人物的评价
　　□李治亭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并不是新话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迄至80年代初，史学界就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从具体人物的评述，到理论的探讨，展开过数次大讨论，有共识，也有歧见，总的来说，成绩巨大。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研究历史人物呈极盛之势，堪称史苑一奇葩。更有出版界应社会之需求，竞相出版中外名人传记，有力地促进了此项研究热潮迭起。但从林林总总的名人传记或历史人物的评价中，确实也反映出诸多问题，故有再议的必要。下面，仅议评价中的两个问题。
　　（一）关于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问题。建国初期，广大史学工作者认真研读马列经典著作，肃清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树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南的唯物史观，并运用阶级分析、动机与效果、必然与偶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个人与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基本原理和方法，指导对具体人物的研究与评价。例如，从陈涉、吴广，直至洪秀全等历代农民起义领袖，被统治阶级诬为“叛逆”、“贼寇”。我们重新给这些被污辱的人物定位，恢复他们的本来面目。为曹操翻案，引发全国学术界争鸣，一改《三国演义》中的“奸雄”形象，给予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武则天这位历史上著名的“女强人”，长期被看作是“秽乱春宫”的“祸水”，这个案也给翻过来了。还有秦始皇、屈原、岳飞、史可法、王昭君等一大批有影响的历史人物，都经过了热烈的讨论，做出了公正的评价。
　　毋庸讳言，在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于历史人物研究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教条主义与“左”的倾向。特别是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高涨，史学研究与人物评价中的“左”的倾向也不断膨胀。到了60年代，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公式化、概念化，表明“左”倾已发展到了高峰。其表现是：将马列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当做现成的结论套在历史人物身上；摘引马列经典著作中某些词句，往历史人物身上贴“标签”；给历史人物定阶级出身成分，即是“阶级分析”。“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句名言，常被引用而贬低乃至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如此等等。
　　“文革”十年中，“左”倾已变为极左，上面提到的几种倾向恶性发展。全国大搞“评法批儒”，历史人物面目皆非，中国历史被搞得一塌糊涂！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唯心史观泛滥成灾。
　　粉碎“四人帮”，迎来了史学的春天。一场深刻的思想大变革，在史学领域广泛而持久地展开，评价历史人物及理论探索的论著，恰似潮水般涌现出来。总结这一变革的最大成就，是在理论上拨正了被扭曲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克服了五六十年代沿袭已久的种种不良的理论倾向，提出一些新的理论观念和新的研究方法。这些新观念、新方法的提出，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的认识，开启了新的研究思路。
　　与此同时，部分论者也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如阶级分析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阶级分析不是“唯一的历史研究方法”。有的直接否定，说阶级分析是“框框”，影响历史人物评价“创新”。此说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观点形成了尖锐对立。我国的史学发展史证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科学方法能够取代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这一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体系，内涵丰富、系统而完整。它既不是极左年代盛行的单纯定阶级出身成分，也不是对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的简单分析。它首先要求对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特征及社会发展阶段做出明确的科学界定。与此相联系的是，社会各阶级状况、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与历史人物的具体状况，都涵盖在“阶级分析”的范围之内。分析这些方面，就是要实事求是，不带任何阶级的或个人的偏见，这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致的。还应懂得，在阶级社会中，离开阶级分析是不能看清、也不能说清问题的本质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不是条条、框框，而是我们观察与分析问题的理论指南，不能与西方史学所谓“系统论”等“三论”混为一谈，亦不可把我们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工作方法与之相提并论。只要我们认真掌握、正确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不但不会影响我们创新，相反，必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在经历了一场思想震荡与变革之后，近十余年来，史学界似无大的争论，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和分歧。当前，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历史人物论证或传记中，理论已经淡化，限于史实的罗列，缺少深层次的理论分析，因而不能准确地把握历史人物的各自特点。理论之不足，是当前历史人物评价中存在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应当继续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及阶级分析方法，把历史人物的评价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二）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问题。评价历史人物，是否要有一个基本标准？回答是肯定的。广大史学工作者曾进行过长期的探索，力图从理论上概括出评价的具体标准，提出了各种理论设计、条文似的规则，为历史人物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早在60年代初，已故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晗先生曾提出评价历史人物的六条标准。其主旨是，“要从当时那个时代的人民的感受来估价”，“应从当时当地人民利益出发”。概括其本意，可称为“当时当地标准论”。吴先生对明代海瑞的论证，就是这一标准的实际运用。尽管这个标准不尽完善，但它无疑拓展了关于历史人物的研究思路，具有重大的认识价值。与此标准不同，有些学者以历史人物千差万别，不应有一固定的统一标准，而是因人而异；或将历史人物分成几种类型，分别划定标准。这是一种“多标准论”，实际上是无标准。
　　“现代标准论”把历史人物的评价引向“现代化”。依此标准，以今日之是非来衡量古人之是非；以今人之观念、思维来要求甚至苛求古人。尽管很少有人公开主张这种标准，实际上却在应用它评价历史人物，在五六十年代，已成为一种理论趋向。讨论朱元璋由农民“蜕变”为皇帝，不从当时社会发展阶段及农民阶级中去寻找根源，却认定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混入”起义队伍，对其“腐蚀”的结果。对农民战争领袖人物反封建的过高估价，也折射了某些人的这种评价标准。
　　在极左的年代，还盛行一种标准即“政治标准论”，是以阶级出身、政治立场、道德与气节等为标准，来评定好与坏。举凡帝王将相，即使做了好事，也得批判其“反动本性”。“政治标准”的另一种表现，就是根据眼前的政治需要，任意塑造历史人物。最可悲的是孔子这位大圣人，数十年间，评价反复无常。农民战争及其领袖也被否定，斥为是一种“破坏”力量，不能成为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受到改革开放的启示，把义和团反帝斗争不加区分地斥为“盲目排外”。历史人物的评价失去了它的科学性，而是随着政治风向定标准，牵强附会，简单类比，甚至直接影射。名曰“古为今用”，实则是糟损历史！
　　十余年来，上述那些不正常的情况已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但也出现一种倾向：凭个人好恶，对肯定的人物，评价偏高，有的不惜拔高，尽量不提缺点、错误。反之亦然。
　　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上述几种标准都不宜采取。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只能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原则，综合考察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包括主观意识、性格等），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生活、生产及历史的发展究竟起何种作用，对后世有何影响。对于在社会其它领域（如文化、艺术、科学、教育等）的活动，看其是否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承受下来，据其功过，给予评价。
　　这一指导原则，可以看作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指导作用；二是坚持历史人物的实践标准，不仅要在当时当地检验，还要接受历史的检验。应把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具有真实性，也就获得了科学创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