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
黎之
“人民日报”十月二十八日刊登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严正地指出了“文艺报”编者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表示容忍、依从甚至加以颂扬的错误倾向，同时批评了他们忽视新生力量、对青年作者加以阻拦和压抑的贵族老爷式的态度。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文艺报”这种错误是偶然的吗？我们只要翻阅一下几年来的“文艺报”，就可以看出“文艺报”的这种错误是有根源的。
“文艺报”创刊已经五年了。几年来，“文艺报”是做了一些工作，得到了一些成绩的，因此，也受到一些读者的欢迎。可是，“文艺报”编者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责任的重大，需要用谦虚、严肃的态度来努力改进自己的工作，相反地，这一点点成绩却成了“文艺报”编者的包袱，使他们滋长了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情绪的最明显的表现，是这个以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刊物，它本身却简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在“文艺报”创刊以来的一百二十多期中，只在一九五○年五月十日出版的那一期上发表过一篇编辑部的“检讨”。虽然那篇“检讨”还不深刻，仍然得到了读者的欢迎。可是，“文艺报”的编者却错误地把读者对于自我批评的欢迎，看成是对于编者的赞扬。就在那个“检讨”发表以后，只隔了一期，“文艺报”编者又赶快发表了一批“读者来信”，把这个“检讨”和编者大大的赞扬了一通。从那时起，四年多以来，“文艺报”就再没有发表任何自我批评的文章了。
是不是“文艺报”没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因此，没有值得检讨的事情呢？
事实不然。只要翻一翻“文艺报”，就可以看出“文艺报”上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自从一九五二年春天，苏联文艺界提出反对戏剧创作中极端有害的“无冲突论”以后，“文艺报”就立刻出来批评中国的“无冲突论”。当然，这是应该批评的。可是，当“文艺报”编者以正确理论捍卫者的姿态，出来批评别人的“无冲突论”的时候，却偏偏忘记了正是“文艺报”自己，是这个错误理论的提倡者和鼓吹者。在一九五一年第五卷三期
“文艺报”上发表的“评‘葡萄熟了的时候’”一文，就是一个宣传“无冲突论”的标本。这篇文章认为“葡萄熟了的时候”所以好，就是因为它“在作品中所反映的主要的思想矛盾，并不是极端落后的思想与极端进步的思想的矛盾，而只是在前进途中思想步调不一致的矛盾。应该说，这种矛盾的反映，是恰当地反映出新现实的面貌。”这位作者还自问自答地说：“为什么它是恰当地反映了新现实的面貌呢？那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蒋介石匪帮统治的中国，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这个社会已经没有滋长旧意识的社会基础，而是相反，在新的生产关系中，人民的思想意识以及他们的品格只会一天比一天提高，不管他们发展变化的程度如何不一致，但他们在新社会影响与教育下，都具有与旧社会人物性格根本不同的特点，却是无疑的了。”原来蒋介石匪帮被赶出大陆才不过两年，中国就没有滋长旧意识的社会基础了，因此，据说“……人民的主要的矛盾，其性质，不是也不可能是极端反革命与革命的矛盾，也不可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而是在革命进程中，由于人民之间认识程度的差异所发生的矛盾”了。这不是道道地地的“无冲突论”吗？看来这位理论家不是生活在现实社会里面，而是生活在真空管里面。“文艺报”编者是显然同意这种荒谬理论的，因为“文艺报”上发表了不少批评文章是根据这种“理论”写成的。
自从文艺界提出“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口号以后，“文艺报”就又以这个口号的捍卫者的姿态出现了。毫无疑问，公式化概念化是必须反对的。可是，同前面说过的情形一样，“文艺报”编者在愤慨地指责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时，又恰恰忘记了正是“文艺报”刊载了不少实际上是提倡公式化概念化的文章。一九五二年第六号上发表的“试评小说‘火车头’”一文，就是提倡公式化概念化的典型例子。“火车头”这部小说可能有缺点，但这篇批评文章的批评方法却是完全错误的。它机械地按照个别人的政治报告，逐条向作家提出要求和指责，说这一条没有写，不对；那一条写得不全面，要不得。更可笑的是，这位批评家竟然给所有的男女工人规定了恋爱的条件，说女工找对象有四个条件：
“一、老实正派靠得住（不要流氓）；二、有技术，劳动好（现在更爱劳动英雄）；三、合得来；四、年龄相差不大。”男工人找对象有三个条件：
“一、会做营生，会管家；二、身体壮；三、老实
（现在思想要进步）。”如果作品中描写的男女工人不是按照这位批评家所规定的条件去恋爱的话，那个作品就要被判决为“不真实”或者是“歪曲了现在工人的恋爱观点”。这是强迫作家离开现实生活、按照抽象的条文和概念去写作的最粗暴的命令。
像这样的例子是可以举出好些来的。显然地，“文艺报”在不少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对于文艺创作所造成的损害，是不可过低估计的。当然，“文艺报”也发表过不少内容正确的文章，同时一个刊物也不可能做到绝对不发表含有错误的文字，但令人奇怪的是，“文艺报”既然有错误和缺点，为什么从来不进行自我批评？也从来不发表对于那些错误批评的反批评？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文艺报”是碰不得的“权威”。“权威”永远是“正确”的，就是错了，也仍然是“正确”的。
文艺批评是一件细致的工作，它的目的是帮助创作的发展，帮助作家更好地进行创作。因此，我们既要反对互相捧场，也要反对粗暴打击。应该指出，“文艺报”上发表的某些批评，是不符合这种精神的。有些文章迹近捧场，而更多的是粗暴打击。它们用一种盛气凌人的审判式的指责来进行批评，不是与人为善地帮助作者分析他的错误的原因，指出改正错误的道路，却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给被批评者一顿辱骂和打击。有些批评甚至把作家的错误夸大为有意识的恶行，骂作家“不知羞耻”等等。有时“文艺报”简直用批评代替法院的判决，说这本书应该禁止出版，那个戏不能再上演。这种批评是妨碍创作的发展的。自去年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这种粗暴批评是略见减少了，但又出现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批评文章，或者对应该批评的现象也采取了错误的沉默的态度。
斯大林说过这样的话：“……只要有某些成功，便把缺点都忘掉了，怡然自得，骄傲起来。有两三个大的成功，——便以为天下无难事了。再有两三个大的成功——便骄傲的不得了：‘一唾口沫就会把你淹死！’”“文艺报”编者正是犯了这种错误。如前面所说，一九五○年五月十日出版的“文艺报”上发表过一篇编辑部的“检讨”，时间恰好过了一年，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十日出版的“文艺报”上，读者所看到的就不是什么“检讨”，而是对编者的颂扬和赞美了。这一期发表了一篇由编辑部自己整理出来的文章，叫作“读者对第三卷
‘文艺报’的意见”。这篇文章集中了读者来信中对“文艺报”的一切赞美的词句，却没有提到任何缺点和错误。通篇除了赞扬“文艺报”在读者当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之外，大部分是为编者捧场的话。全文不过两页，而编者企霞的名字就出现了三次。让我们来听听那些赞美歌吧：“每当‘文艺报’快来的时候，资料室老是有人去问‘文艺报来了没有？’后来干脆只问：‘来了没有？’资料员就会知道是问‘文艺报’了。”“企霞同志的文章我兴奋地反复读了三、四遍，在读的时候，我总是点头：‘批评得最中肯’”。“让我们向你们卓绝的工作成绩和你们的工作精神致以崇高的敬礼，我们感谢你们……”显然地，“文艺报”编者是陶醉在这一片赞扬的歌声中了，他们真以为自己是十全十美，好到
“卓绝”的程度了。当然，读者的意见是真诚的，但作为一个刊物的编者，他们不应该忙着去欣赏恭维，而应该首先去重视那些也许是不中听的批评意见，根据那些意见来改进自己的工作。“文艺报”编者不是这样，他们是完全陶醉在恭维中了，为了让别人知道他们的陶醉，还把那些给自己捧场、向自己“致敬”“感谢”的话发表出来。这种广告式的自吹自擂，是最庸俗的资产阶级作风。
上面所举的事例，虽然有不少已是几年以前的事情了，但正由此可以看出“文艺报”错误的形成和发展是有它历史根源的。“那里没有批评，那里腐朽和停滞就会生根，那里就没有前进的余地。”
（日丹诺夫）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对李希凡、蓝翎文章的错误态度，只是这种错误思想错误作风的具体暴露。“文艺报”的编者既然自满地戴上桂冠躺在真空管里睡觉，他们当然就看不见需要反对什么，需要支持什么了。他们放弃了跟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斗争的任务，在许多地方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容忍、顺从，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这种错误态度也是早就表现过的。“文艺报”第一卷第三期和第八期关于朱光潜的美学思想的讨论，就表现了这种态度。“文艺报”编者不但根本没有指出朱光潜的美学思想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实质，还让朱光潜狂妄地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甚至诿卸他在青年中间散播毒素的罪过，说“染毒的人们也应该负缺乏批判的责任”。对于朱光潜的这种荒谬理论，“文艺报”编者竟不置一辞。我们文艺界对资产阶级唯心论文艺思想的批判实行了长期的怠工。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容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就必然会加以阻拦和压制。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他们钻在冷冰冰的公式主义的套子里，对新鲜的事物和新鲜的思想缺乏热情，经常用琐细的吹毛求疵来代替科学的原则性的批评。对于李准的“不能走那一条路”的错误批评，就是一个例子。“人民日报”“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指出“文艺报”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个批评难道不是完全恰当的吗？
“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几年来的“文艺报”不仅内容方面有不少错误和缺点，连编排形式也很少改进。在“文艺报”上写文章的作者的圈子越来越狭小，生动活泼的文章很少出现，许多文章虽然题目和署名不同，却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滥调。“文艺报”编者大概以为“我这个刊物别人是非看不可的”，因此，用不着做什么改进。但是，读者并不是盲目的，近几个月来，“文艺报”的销路大减，就明显地表示了读者对于这个刊物的不满和失望。
冯雪峰同志关于“文艺报”在对待俞平伯错误思想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已作了初步检讨，我们希望“文艺报”对它整个的编辑思想和作风作出一个更全面的深刻的批判。
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文艺报”所犯的错误——骄傲自满、脱离群众、向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投降、压制新生力量以及自我吹嘘的资产阶级作风，在文艺界的其他部门其他刊物中，也是存在的。正因为如此，这个问题才必须引起大家的严重注意。我们应该从关于“文艺报”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的批判中，吸取教训，来改进文艺界各个部门各个刊物的工作，清除文艺工作中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和资产阶级庸俗作风，以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作风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