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权钱交易 [复制链接]

第11版(党的生活)
专栏：本期聚焦

　　在新旧两种体制转轨、并存的今天，掌握人、财、物权力的岗位和部门，越来越突出地成为“糖弹”
　　进攻的目标，一系列违法违纪现象的剖析再次警示我们——
　　遏制权钱交易
　　本报记者 郑宏范
　　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今天，受利益的驱动，掌握着人事、资金、计划、指标审批等重要权力的部门、岗位日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分管这些业务的干部成为某些地方、部门甚至个人的“公关”对象。随之而来的是，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越来越突出地成为不法分子侵蚀的重要目标，有的干部经不起考验，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最终跌入罪恶的泥沼。严峻的形势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拒腐防变的任务十分艰巨。
　　“糖弹”，袭向实权部门
　　综观近年来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是一个突出特点。
　　不少地方、单位和个人为了能得到实际利益，与实权位置上的干部开展“合作”，他们“联络感情”、“表示感谢”的方式从请客吃饭、送土特产品和小礼品开始，逐渐发展到送高档耐用消费品，直至上万元的现金；有的甚至提供原始股票，出钱雇人装修住宅，长期出借豪华小汽车。
　　新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年来，全国计划系统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贿赂案高居各类案件之首，比例达57.1％。此类违法违纪人员当中，不少人都位居各级计委的投资、农经、生产、财经、计划、交通、能源等重要部门。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检察院自1992年以来，共查处处级干部犯罪案件40起。其中，贿赂案33件，占82.5％，并呈逐年上升趋势。这类犯罪案件的被告人一般都任职于一定的领导岗位，掌握着一定的实权。由于管理上的漏洞，为满足私欲，他们便利用手中的“一枝笔”、口中的“一句话”搞权钱交易，大肆受贿，从而使贿赂犯罪居高不下。
　　浙江省温州市不久前根据群众举报，挖出靠卖“官”发横财的平阳县县委组织部长董根顺。董根顺原任温州市委组织部一处的副处长，1993年初调任平阳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平阳县的国税局局长、地税局局长、财政局局长三大“财神爷”都向董根顺进了贡，每人均送数万元。而后3个人分别从升官、调官、保官中得到满意的回报。据调查，平阳县各级干部中向董根顺行贿者达50来人，贿赂总额高达30多万元。
　　调查分析表明，在一些权力集中的部门，集体作案、“利益均沾”的现象也不少。在这些部门或单位，往往是主要领导违法违纪，“上梁不正下梁歪”，致使其他人员跟着仿效，形成“你捞我也捞，不捞白不捞”的局面。结果常常是，发现一个，带出一窝；查出一个，牵出一串。
　　原湖南省轻工厅厅长、省轻工集团总公司总经理陈庆永在任职期间，置中央的三令五申于不顾，在其下属轻工财务咨询公司兼任顾问。该公司由他和财务价格处5名干部共6名股东组成，他们通过非法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将国有资财化公为私，共违法违纪创收200多万元，而后以“分红”、发放工资福利、发放创收奖、报销创收费用、付给有关人员回扣等形式全部开支掉，其中直接落入他们6人腰包的达74万多元。
　　关键岗位上的党员、干部一旦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就会沦为“糖衣炮弹”的俘虏。
　　权力，缘何发生霉变
　　近年来，一些机关、部门违法违纪案件居高不下，其背后有着深刻的主客观原因。其中主要的是在强调效益、价值的今天，不少干部的崇高信仰动摇了，价值观念发生了严重倾斜。
　　剖析这些违法违纪案可以发现，有的人信“钱”了，有的人信“权”了。理想、信念的动摇，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动摇，而由此则必然导致某些干部在经济和作风上的放纵，纪律观念淡薄，开始追求享乐，把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所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偏移，正是一些干部违法违纪的主要因素。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原计委主任夏远祥，1993年、1994年先后两次到境外学习、考察。这期间，他写下了数千字的日记，痛感自己以前几十年的生活太平淡乏味了。正是由于理想、信念首先发生动摇，他开始利用审批项目、计划的便利，多次收受他人贿赂，以至于发展到雁过拔毛的地步，最终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6年的浙江化工厂原厂长王大森，自视是个“有知识、有能力、有水平、有专长”的人。他经常将自己的工资收入与合资企业的外方经理相对比，认为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没有真正得到什么”，特别是感到自己临近退休，机会不多了，“也想捞点钱”，因而利用职权肆意贪污受贿，大搞权钱交易，完全忘记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理想和信念，丧失了一个领导干部应有的立场和原则。
　　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河南省周口地区行署原专员曾锦城，在悔过认罪中发出这般感慨：“在经济大潮中，个人放松，拜金主义的膨胀，是肯定会犯罪的，有私心杂念是绝对抵制不住行贿者金钱诱惑的，我只怪自己没有把握好自己。如果多学习，注重改造自己，多想想自己的入党誓言，抵制住受贿行为也不至于今天会走上法庭。”
　　从客观原因上分析，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监督乏力也是导致腐败现象滋生的重要因素。目前在工作中，人治的因素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存在着，并经常影响着法制建设。
　　不少单位虽然近几年也已着手制定了相应的监督制约条文，但实施不认真，检查不得力，有的还渐渐被“变通”和“灵活”掌握了。规章制度流于形式，形同虚设，为违法违纪人员打开了一扇扇方便之门。
　　王大森在担任浙江化工厂厂长期间，拒绝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监督，独揽厂里的财务大权，他为一些企业、个体户拆借资金、提供贷款和担保大多未经集体研究。更为严重的是，他为了权钱交易的方便，甚至背着厂里私刻了一枚公章，以逃避集体的监督。他任厂长3年，厂里的重大经济事项从未开过一次厂长办公会集体研究，更不向党委会汇报。由于缺少必要的监督和约束，王大森在犯罪的泥沼里越陷越深，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
　　近几年来，权力的监督约束机制开始得到重视，但从总体看，对领导人员的监督和约束仍是个薄弱环节。由于缺少必要的监督和约束，一些部门负责人独断专行，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甚至贪污受贿，搞权钱交易，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给国家和集体造成了巨大损失。
　　大量案例表明，有条件进行巨额受贿者大多位高权重。现实工作中权力过分集中的情况，也为少数人贪污腐化提供了土壤。深圳市计划局原财贸处处长王建业，他手中一度掌握着整个深圳特区的进出口物资免税指标和外汇额度的审批权，许多人把他视为“摇钱树”、“财神爷”，千方百计对他进行拉拢、腐蚀。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建业手中的权力发生霉变也就不足为怪了。
　　防线，应从根基筑起
　　触目惊心的事实告诉我们：遏制少数干部违法违纪现象，防止国家集体资产流失已成为当务之急，应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反腐败斗争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加强教育，筑起抵御腐败的坚固防线。国家计委提出，要从本系统的实际出发，扎扎实实地进行理想和信念教育，使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增强抵御各种腐朽思想和行为方式侵蚀的能力。认真组织好已颁布的党纪政纪条规和法律的学习，增强自律自控能力，使党员干部养成依法办事、依法行政的习惯。对掌管人、财、物等权力的人员，更要及时打招呼，敲警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把好领导干部的选拔关，尤其是把好重要岗位或相对独立岗位干部的任用关。各级单位、部门直接掌管人、财、物等重要岗位的干部，虽然官职不大，但权力不小。如果选用不当，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就会被用来谋取私利，产生严重的腐败。同时，也应实行用人失察追究制度。选拔任用领导干部，要按干部管理权限，实行逐级负责制。领导干部发生严重违法违纪行为，不仅要追究其本人的责任，而且也要追究主管人员用人失察的责任。
　　———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扩大权力透明度。实践表明，发生违法违纪行为通常需具备两方面条件：一个是主观心理动机，另一个是外部可以利用的客观条件。缺乏监督制约的权力一旦与私欲结合，则必然导致腐败。
　　“监督的重要前提是公开”，中央纪委有关人员认为：“没有公开就谈不上监督。凡是办理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凡是能公开的用权行为，在不涉及失泄密的情况下，都要向社会公开。公开的内容应包括办事职责、办事纪律、办事程序、办事时限、办事结果，这样做才能促进权力运作效率的提高，防止权力的滥用”。
　　关于权力集中问题，国家计委一个课题组在调研报告中提出，不能把具有互相制约的职责和权力集中于一个部门或一个人。对要害部门、实权部门和重要岗位的权力一定要进行适度的分解，合理分配权力，实行职能交叉，使单个部门、单个人不能对权力形成垄断，以避免权力过大和过于集中，减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机会。
　　权威人士指出：从根本上讲，岗位轮换也是适度分权的重要方面。公职人员在一个地方或岗位工作的时间长了，他的社会关系和人情关系就多了，各种非正常的“关系”的延伸和辐射很容易对权力的运行造成影响。人情大于制度，人情大于政策，人情大于法律，容易渐渐衍生为滋生腐败对象的土壤。对重要岗位的工作人员实行定期轮换，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只有这样多管齐下，坚持不懈，加大力度，综合治理，以权谋私、钱权交易等消极腐败现象才能根本得到遏制。
　　四川省反腐败查办大要案成果展览详实的材料、丰富的图片吸引着众多参观者。杨华摄（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