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的苦恼和希望 ——从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听到的 [复制链接]

第11版(科技)
专栏：热点寻踪

　　院士的苦恼和希望
　　——从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听到的
　　本报记者 任建民
　　看书学习竟成“奢望”
　　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一位院士的书面发言引起了各方关注。
　　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叫沈国舫，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他在发言中说，他当选院士三年来，虽然不当校长了，仍然忙碌紧张。细想起来，存在着许多不该忙或忙不到点子上的事情。
　　有些人总想利用院士的学术地位，变着法子拉着他们参加项目评审会、成果鉴定会、座谈会、咨询会、纪念会等各种活动；近来搞通讯评审，有人甚至连招呼都不打，就把评审费给寄来了；这个“全书”、那个“大典”，也都来找院士约稿，多头并进，实在应付不过来。有时院士们不免有这样的“奢望”———要是能有一段时间休整一下，看看书刊、钻研学问该有多好！
　　沈院士说，不去参加活动就得罪人，都去参加吧，心里不情愿。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有些活动本是形式主义的，如成果鉴定会往往走过场，只能说优点，对缺点只能一带而过。讲实话得罪人，不讲实话又违心。科学道德与世故人情———多少难关都攻克了的院士们，在这样的两难选择之下束手无策了。
　　成果鉴定流于形式
　　说到科技成果鉴定会的弊端，科技组的政协委员们觉得又好笑又可气。
　　有人说，中国的科研成果转化率太低。其实，有很多“成果”数据重复性差，有的甚至拼凑图表，很难算真正的成果。这样的“成果”谈何转化？中国纺织科学院的吴立衡委员说起来，感慨不已。
　　国家每年几百亿元的科研经费通过国家科委、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高校等等按项目分配到课题组。但实际上，由于经费总体不足，层层剥皮，以高校为例，学校、系、教研室都要扣“管理费”，真正用于项目研究本身的，大打折扣。这样的情况下，研究的质量可想而知。
　　据介绍，成果鉴定会的一般程序是：由项目负责人出面，请来三个方面的人，一是院士等同行权威，二是相关领域的专家，三是主管部门的领导———但十有八九是朋友熟人，一般用上半天的时间听介绍、看演示，然后在已经写好的鉴定意见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同意。
　　“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都有通不过的，但没听说有通不过的鉴定会”，委员们说。由此看来，每年有那么多项目“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或“填补了国内空白”，而我国的科技整体水平却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也就不难理解了。
　　“成果鉴定的评价意见是给谁看的？如果是给企业看的，企业没有参加鉴定，怎么去承认？既然真正的应用前景要在市场中体现，那么现在的鉴定也许就只剩下一种用途：参加评奖。”年轻的中科院院士王志新此话虽有些偏激，却也不无道理。
　　科技评奖费时费力
　　接受采访的委员中有大学校长、两院院士、国家部委主管科技的领导干部，有血气方刚的青年科学家，也有阅历丰富的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有一种比较一致的意见：应该改变目前的国家三大科研奖评奖方式。
　　国家三大奖指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国家发明奖。
　　目前的三大奖评选已成了“评奖工程”———层层推荐、层层评选，每年有几万个项目参加评选，有上百万人耗费时间和精力，填写各种表格、找人写推荐材料、开评审会。一位评委会委员说，他每年有几个月时间干不了别的，专门参加评审，造成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上的浪费。
　　委员们普遍认为，自然科学奖还比较客观公正，而其他两项奖评选过程中人为因素较多，而且工程性的项目是很多人的集体劳动，无法量化个人在其中的贡献。这也给获奖名单的排定次序带来了难题，排名靠前的往往是级别高的，真正干活的排在后面或干脆挂不上号。
　　委员们认为，科技三大奖设立以来，对科技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目前情况下，若再不改变评选方式，则越来越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欲除心病唯有改革
　　针对上述现象，科协组委员、河南省副省长张涛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他认为，基础研究的成果大都是以论文的形式发表的。论文的价值国际上已经有一套客观、公正的认定标准，即根据刊物等级和论文的被引用情况来评价论文的质量。不必再花费人力、财力去召开评审鉴定会议。
　　至于应用性研究成果，则应该通过应用去检验。真正有应用前景的成果，也一定会在应用中得到应有的回报———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肯定。
　　张涛提出，如果对科研成果进行鉴定，应做到客观公正，除了提供必要的材料外，成果的完成者和组织者应该回避，由权威的鉴定中心独立完成。鉴定中心可以在政府监督支持下实行民办，如由科技事业单位和科协及其所属学会来办。
　　在鉴定和评审的方式改变后，院士们的烦恼就可以通过“择优而从之”的办法来解决，这也是中国科技界的法宝———有所为有所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