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政府的作用——访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张蕴岭 [复制链接]

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访谈

　　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政府的作用
　　——访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张蕴岭
　　□本报记者 马宏伟
　　自从去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再次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许多论者把金融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是对政府作用的否定。曾经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而广为称道的政府，一夜之间成了千夫所指。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政府干预经济的什么问题呢？就此，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张蕴岭研究员。
　　记者：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西方古典经济学是信奉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的，那么，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的理论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到目前为止它的发展脉络又是怎样的？
　　张蕴岭：西方国家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早就存在，工业化开始后更制度化了，如以立法形式实行的社会保障福利经济政策，但真正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理论化、系统化，论证政府的作用必不可少的是凯恩斯。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府干预经济得到了全面发展。然而，政府的过度干预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尤其是美国、西欧所出现的综合危机———“滞胀”，被认为是政府过多参与和干预的结果。因此，一些主张经济自由的经济理论重新崛起。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执政时期，开始明确强调发挥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缩减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这导致了“供给学派”的广泛传播。但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事实上没有全部缩减，而是进行了显著调整，有缩减、有加强。一是削减了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拥有；二是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与此同时，加强了政府的宏观协调和管理。今天，美国经济的良好运行可以说就得益于其政府适时适度的货币政策和完善的市场管理。
　　记者：这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说，过去20年的市场革命使政府的规模大大缩小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力量的削弱。相反，政府现在应发挥的一项新职能就是确保市场机制有效和公平合理地发挥作用。在东亚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中，政府所发挥的作用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什么不同，您怎样评价这些作用？
　　张蕴岭：在东亚，政府的作用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区别。由于东亚（包括日本）经济的特点是追赶型经济，它们在非常落后的基础上开始起步时，面对的西方市场体系已经相当发达，与之竞争的国外企业也已相当强大，这时企业很难自然发展起来，更无法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民族经济也无法成长壮大。这些国家（地区）只能运用政府的力量广泛动员资源，推动经济发展，表现在：第一，政府直接组织经济资源，包括筹集资金，进行直接投资等；第二，政府直接指导经济，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等；第三，政府直接扶植企业发展。可以说，东亚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政府主导的经济，政府是经济运行的核心和灵魂，是经济活动的直接组织者，这与西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是不同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大成功，所谓“东亚奇迹”、“东亚模式”，可以说就是对东亚国家（地区）政府作用的一种肯定。
　　记者：那么，为什么又会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呢？这场危机的爆发是否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意味着“东亚模式”的终结和政府干预经济的失败呢？
　　张蕴岭：正如西方过度的政府参与和干预在70年代引起“滞胀”一样，东亚国家（地区）政府这种直接干预经济的方式也是有缺陷的。它的缺陷主要有两个：第一，往往以政府行为代替经济运行主体的企业的行为，或者说这是一种政府—企业一体的体制，它弱化了企业在市场上运行和竞争的能力。同时，企业运行以追求效益为主，而政府主导型经济则以实现快速增长、实现“追赶”为目标，这样，就弱化了整个经济追求效益的功能，造成了增长与效益的矛盾，如果这两方面的关系处理不好，不能适时向效益型结构转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高投入、高增长，低产出、低效益的结果。第二，政府主导型经济中，市场机制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市场信号对经济运行的反馈不明显，市场透明度降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经济运行主体对市场信号反应不灵敏，甚至做出错误反应，比如，市场已表明某种商品生产过剩了，政府还可能鼓励扩大生产，厂商还会投资。尽管不能说金融危机是上述缺陷的直接结果，但在金融危机中所发生的问题都与它们有关。在一定程度上说，它们是金融危机的“初发点”。
　　这次金融危机说明，在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市场更加开放的形势下，必须提高企业的独立经营能力，减少政府对企业和经济运行的直接干预，增强政府对市场的宏观管理和对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的调节，增强经济体制的透明度，使市场信号能够灵敏地反映经济运行情况。所以说，东亚的问题不在于政府在经济中发挥了作用，而在于政府没有对自己的作用进行适时的调整，亚洲金融危机不是对政府作用的否定，而是面对过去几十年高增长所积累的问题，政府的作用因没有及时调整而发挥得不够。因而，随着东亚经济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自由化特征的加强，在政府功能上，东亚国家（地区）应该加以深刻的反思，并作出必要的调整。我认为，与其他发展模式一样，“东亚模式”也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这次金融危机是个“分水岭”，如果调整得好，那么它有可能就是“东亚模式”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记者：可不可以说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生产关系不断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呢？
　　张蕴岭：是这样的。经济理论上有极端派，但从实际经济运行来看，不要政府的经济是不存在的。这里有两个关键的原则：第一，政府的职能要适度、适宜。适度就是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经济环境相适应；适宜就是与本国实际情况和社会历史发展相适应。第二，政府的职能要不断调整，政府行使经济职能的模式也要不断调整。
　　记者：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示呢？
　　张蕴岭：首先，我国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是非常及时、正确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不能再直接管理企业、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了。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应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来，把生产经营的权力真正交给企业，培养企业的独立经营能力，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变活变强。
　　其次，要加强开放的市场体系建设，加强政府的宏观管理能力。亚洲金融危机不是由于政府管得太多了，而是因为政府的职能没有适时调整，没有把一些该由市场调节的领域交给市场去调节，而一些本该由政府管理的领域却没有去管或管理手段跟不上；金融危机的原因也不是由于市场开放，而是市场管理手段不健全、操作不好。事实上，随着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自由化趋势的发展，今天，再像日本、韩国在六七十年代那样，一方面高度保护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实行出口导向的政策已经行不通了，而应该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增强企业和整个经济的竞争力，发展对外贸易，发展本国经济。当今世界经济环境的特点是开放型竞争，市场开放是迟早的事，这就要求各国政府必须建立健全市场管理法律法规体系，提高市场监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