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做红烛照人寰——序《孙敬修全集》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

　　愿做红烛照人寰
　　——序《孙敬修全集》
　　王光美
　　我和孙敬修同志交往多年。“文化大革命”以前，我的孩子们都爱听孙老师讲故事，有时听得很入迷。我和少奇同志偶尔也和孩子们一起听过片断或听孩子们的复述。少奇同志还通过电台向孙敬修转达过对他的赞扬和问候。直到今天，回忆起来，仍感到十分亲切。后来，我和孙敬修的联系日见增多，我们通信往来不断。
　　1990年3月5日，孙敬修老师逝世的噩耗传来，我十分震惊和悲痛，嘱咐办公室的同志给孙敬修灵堂送去了一个花圈，以表达我对他的崇敬之心和深切的哀思。1996年，天津教育出版社为了配合党中央关于对青少年加强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的指示精神，也为了纪念和研究孙敬修的需要，计划出版《孙敬修全集》。我和孙敬修的老朋友陈慕华、荣高棠、冰心、韩作黎、叶君健、于友先、于蓝、谢添、李滨声等同志都认为，这是一件造福于中国儿童、造福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好事，应予支持。因此，我们十分高兴地担任了这套全集的顾问。
　　孙敬修同志出生于清朝末年的贫苦家庭，八岁丧父，饱尝了人世间的磨难。由于生活所迫，他考入了食宿免费的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尝尽了旧社会小学教师的苦辣辛酸。但他热爱儿童，生活在儿童们中间，潜心研究儿童教育、儿童心理及儿童的情趣和语言，总结出一套为儿童所喜闻乐见的教育方法，特别是摸索出一条利用讲故事的方法对儿童进行教育之路。他在讲故事中不但向儿童传授知识，而且潜移默化地对他们讲述做人的道理，对他们进行“真、善、美”的熏陶。他的成就得到全社会的承认和赞誉，受到广大学生和听众的欢迎和爱戴。
　　他逐步形成独特的通俗浅显、自然亲切、形象生动、爱憎分明、民族化、大众化的讲故事风格，把故事讲得绘声绘色，成为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儿童教育家。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成就了这项事业的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超过他的成就。
　　孙敬修同志是儿童文学语言大师。他的故事语言有着特殊的魅力。一切着眼于儿童的接受能力和兴趣要求，是他的语言特色。他的儿童文学语言扎根于儿童语言的沃土之中。他用这种语言创作儿童故事，他也用这种要求去改编儿童故事，并在故事中隐含着深刻的教育意义，所以他的作品总是受到儿童的喜爱和欢迎。我很同意叶君健先生在评论孙敬修文学语言风格时的一段话，他说：“一般文学史常常容易忽略一个问题，即‘讲故事’在我们文学中的地位。事实上，人类最早的文学创作就是‘讲故事’，从他们讲的故事中产生了我们的许多文学名著，大的如《三国》、《水浒》，小的如话本。现代中国，在这方面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就是我们的孙敬修同志。”1980年6月，召开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大会，由康克清同志亲自提名，孙敬修被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委员会授予“荣誉奖”。这是我国儿童文艺创作最高一级奖励，也是终生奖。
　　半个多世纪以来，两三代人听着他讲的故事长大。退休以后，孙敬修退而不休，不仅继续活跃在勤于耕耘、精心育苗的事业中，而且足迹踏遍祖国大地，向儿童教育工作者及各行各业的人们传授自己讲故事的经验和体会、传授教育儿童的方法。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痴心不变，八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用“甘为春蚕吐丝尽，愿做红烛照人寰”的座右铭激励着自己，为儿童教育事业奋斗到最后一息。孙敬修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人。
　　《孙敬修全集》除了要收入他永远不会过时的《故事集》之外，还将收入他的《回忆录》、《言论集》，还有他介绍自己教育儿童及讲故事经验的“专著”和别人研究、介绍他的《研究回忆集》以及从未发表过的他的“遗嘱”、入党申请书及书信等等。这将是我们研究、学习和总结孙敬修同志的教育思想，继承和发扬孙敬修同志事业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我想，这便是我们出版《孙敬修全集》的意义所在。（本报有删节）